郑必坚先生最近说,以新媒体、自媒体、网络语和表情包等来表意的“网络文”,其流行度和影响力对网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影响堪比中国100年前的“白话文”运动。
100年前的1917年1月1日恰是“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进军号角”(周策纵语)吹响之日,作为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次宣言书”,接着,陈独秀在2月1日的下一期刊出其《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成为全国讨论的热门。
1916年底,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写就《文学改良刍议》,他在1915年9月的一首长诗中已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因受在美留学生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全篇不提“文学革命”的旗帜,而用上“改良”的字眼。他在文中写到,我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哪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称“须言之有物”:我们国家近世文学的大病,在于“言之无物”。胡适所说的“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他所说的“物”,第一是情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
第二是思想。胡适所说的“思想”,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思想对于文学,如同脑筋在于人身。人不能思想,虽则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有何可取的?文学也是如此。
胡适说,文学没有情感和思想,便如无灵魂无脑筋的美人。“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欲救此弊,情与思二者而已。
“不摹仿古人”。胡适提出,文学当随时代而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是文明进化的公理。今天的中国,当造今天的文学。“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务去滥调套语”。胡适所说,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只求不失真,“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
“不避俗语俗字”。胡适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的利器……我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
胡适一文几乎囊括改革旧文字形式的所有方面,看似温和,实则在国内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冲击。一年后,胡适再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建设新文学的意见,经从美国归国后在各处演讲,继上述的“八不主义”后,胡适总括了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他表示:“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作国语的文学。”只有用白话所写的文学才是最好的文学和活文学。他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赢得新青年的热烈响应。
台湾作家李敖把胡适称为“播种者”,他说:“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好像只是一种形式的改革,一种文字体裁的解放,其实形式和体裁对内容有重大的影响,形式和体裁的束缚会斫丧精神的自由,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文学革命既然被肯定,新思想和新精神必然会跟着到来。”
如果说“网络文”堪比100年前的“白话文”,网络时代的新青年应该学习文学革命“播种者”的批判精神、创新意识,赓续白话文的创造,也须言之有物,讲求情与思,我手写我心,一个时代当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应该留下当下的精彩。(尘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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