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大学毕业满三年了。
最近发现,爸妈跟我说话变得有商有量。
“你妈想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你觉得去哪家比较好……”
“我和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国玩,你帮忙看看哪个旅行社的性价比高一点?”
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然地给到他们意见,并且像叮嘱自己的小孩一样,提醒他们要注意哪些方面。
整个过程中,除了感慨“我确实是个26岁的成年人了”以外,更重要的是,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和他们的沟通方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为什么会不一样了呢?
我试着在脑海里搜索答案。
我想起来了。刚毕业的时候,我在他们面前说过一句很狠的话:
“反正毕业之后,我不会再花你们一分钱。”
“反正毕业之后,我不会再花你们一分钱。”
2016年的夏天,我在家里的饭桌上抛下了这句狠话。
我面无表情地夹了一块梅菜肉饼到碗里,注意到妈妈手上的动作变得僵硬起来。闷热的饭厅里,气氛越发的尴尬。
之所以撂下这句狠话,是因为在五分钟前,会计出身的爸爸当着全家人的面,给我算了一笔账。
账目从我结束九年义务教育的高中时代算起,一直算到了几年后结婚生子的开销。
“你看看。你毕业后还要继续花家里多少年的钱。还不听我们的,非得跑去广州……”
爸爸用的是开玩笑的语气,但话里明显带着几分的真。如果要做阅读理解的话,那就是“你吃家里的用家里的,难道我们帮你做选择,你还不乐意吗”。
我沉着脸扒了几口饭。
没毛病。谁花了钱谁说了算嘛。就算是家人,谈到钱的时候也是刻薄的。
可我就是吞不下这口气。
站在即将毕业的人生路口上,我想反抗了,我想自己给自己做选择。而当时,我能想到的反抗的唯一方法,只有撂狠话。
这个一意孤行的flag,已经立起来了。
一个月后,看着租房合同里的“押二付一”,我第一次傻眼了。
即使是跟大学同学合租,可以分摊租金,即使我下个月就可以拿到人生第一笔的工资,但在这节骨眼儿上,我连两百块都掏不出来,更不用说付这几千块钱的押金了。
总不能贷款吧,我可不想成为校园贷负面新闻里的主角。
想来想去,只有问家人借了。
没有烟瘾的我,在公司外面的吸烟区足足抽了半包烟,才终于硬着头皮打开微信,向我妈发出“能借我三千块吗,我会分期还给你”的求救信号。
结果我妈什么都没说,给我转了四千块。
我的眼睛唰的亮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最后还是咬咬牙,一腔热血地把她多给的一千块钱,转了回去。
我一边痛苦地给自己说过的话买单,一边倔强地拒绝家人给我伸出的劝降的橄榄枝。
这样的时刻,成了我撂下狠话以后的日子里的一个缩影。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实习了一年多后转正的媒体单位。
在跟HR谈薪资的时候,她给我开了4000块月薪的offer。当我兴冲冲地拿着offer去跟同期毕业的,同样在广州工作的同学们聊天时,才残酷地发现,自己的收入属于中下水平。
做的工作,确实是我喜欢和擅长的。可是不靠家里人支持,拿着相对微薄的收入,怎么在大城市过下去呢?
我看着银行卡里刚收到的,税后3000多块钱工资,然后收到合租室友在群里发“要交租啦”的消息,再眼睁睁地看着卡里的1000多块钱转出去交房租了,心如刀割。
也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在食堂吃了半年的酱油肠粉当早餐。
我算了一下。如果早餐加午饭在公司食堂吃,才花不到15块钱,跟在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应该可以省下一笔小钱了。
中午随便吃点,晚上加班比较晚的话,就在公司外面的快餐店吃个15块钱以内的快餐。偶尔加个煎蛋,就当作是“改善伙食”了。
有一次约朋友见面,他们见面就说“公司伙食不错啊,胖了挺多的”。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真的吗?那也只可能是过劳肥吧。”
那一刻开始觉得,我比自己想象中的能吃苦。
吃过苦的人,以后吃什么都能笑出来吧。
一个人的吃饭问题很好解决,吃得糙一点也没关系啊。
可是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怎么办?
那几年刚好是美食自媒体、小红书KOL兴起的时候,身边很多女生都喜欢找网红店打卡。我能看出来,我女朋友也很热衷于吃各种好吃的。
不忍心连约会都不让她开心,所以我在网上做好了功课,“广州十个最好吃的小吃圣地”、“情侣必打卡的满足小吃店”等等。
尽量在预算范围内,带她去吃各种好吃的东西。
三块钱的地铁,去江南西吃“车仔牛杂”,转公交去北京路,尝尝“奶酪热狗”,最后跑到芳村,在码头附近绕来绕去,终于找到那家五块钱一碗的芝麻糊。晚上还能面向珠江夜景吹吹风。
这么一圈下来,玩得很开心,还没花多少钱。
当我看见女朋友把今天去过的地方都拍了照,发了朋友圈以后,我开心地第一个点赞。我觉得自己的安排太完美了,既开心又省钱。
结果在回家的路上,我收到了她发来的消息:
“这样跑来跑去也挺累的。下次还是点外卖吧。”
我一下子没搞懂。她到底是真的累了,还是不太喜欢我的路线安排,还是说,她看出来我没什么钱花了呢。
我很着急想要知道答案,却没有勇气问她。
有股没办法说清楚的情绪涌上心头。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在公交车上哭了出来。
在天天盼着涨工资的日子里,我兼着做了几份自媒体的工作。
但这些工作基本都没有收入的。我之所以选择做,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想涉猎自媒体里的更多领域,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为以后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打好人脉和资源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跟这些自媒体的创始人们混熟以后,他们通常都很乐意请我吃饭。
有时是好吃的火锅,有时是方便的茶餐厅,总之只要约出来聊工作,我就能真正地改善伙食了。
但有时会被他们坑一回。“今天阿匿买单吧。”某个创始人笑着挥了挥手,把账单递给了我。
我皮笑肉不笑地掏出手机付钱,心里却肉痛地盘算着这个月还要吃多少顿食堂的酱油肠粉。
这顿饭后不久,我正好在公司,和我带的实习生们一起做完一个大项目。
实习生是没有工资的。平日里就很心疼他们,要陪着我们这些正职员工加班赶场地和物料,任劳任怨。我很想请他们几个喝奶茶。
可是瞄了一眼银行卡余额,只有不到50块钱了。
贵的我是请不起了,只好趁着出去踩点的时候,在大众点评上找一个便宜又好喝的奶茶店,然后假装顺路,让他们一边喝着奶茶一边开心地工作。
“匿哥拜拜!”踩点结束后,实习生们跟我道别,然后相约坐上了回学校的滴滴。
“拜拜!”我有些唏嘘地向他们挥挥手。看了看地图上回家的路线,没有很远,便决定走路回去了。
还记得那时,我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配图是那次跟自媒体创始人们吃完饭后,走出门口抬头看见的城市夜空。
配文是:
“希望我下次再来这里吃饭,可以大大方方地主动买单。”
有时候我会想,毕业后出来工作的自己,到底是参加“职场变形计”,还是体验苦日子的,名副其实的“变形计”呢?
因为,当我回忆起自己撂的那句“我不会再花你们一分钱”,想到的并不是和爸妈闹的矛盾。
而是,在公司食堂排队打饭,吃完上一顿就盘算着下一顿的感觉。
我的家庭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跟身边很多朋友的家庭一样,属于小康之家,不缺我挣钱养家的份。
如果我当时没撂下那句狠话,或者说我还是厚着脸皮花爸妈的钱,应该也不会有人笑我幼稚,我更不用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留下那么多的难堪时刻。
用长辈的话说就是:“你到底在倔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后知后觉的。
最近跟一个毕业后留在家乡工作的朋友聊天:“好羡慕你,可以尽情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不用忌讳家人的意见。我就没办法了……”
毕业三年,在我的同龄朋友之中,依旧有着这些痛苦的声音。
事实上,他看起来就过得挺好的:每天开车上下班,不用挤地铁公交;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回家还能喝到妈妈煲的汤;算不上财务自由,起码也能买得起新出的电子产品。
这有什么好痛苦的?一开始我很困惑。
“因为从学生时代到现在,一直在花家里的钱啊。他们希望我做什么,我好像都找不到理由拒绝。”
我听明白了。
他的痛苦,是因为一直“听话地”把人生目标和代价,跟家庭关系捆绑在一起;到了他意识到自己不想“听话”的时候,这种捆绑已经让他习惯性地依赖和服从关系了。
他羡慕的,大概是我当时敢撂下那句狠话,也敢对自己的狠话负责的勇气吧。
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已经说明,我们不能不想承受撂狠话的代价,却想要自由的结果啊。
最后。
想起第一年的工作结束后,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年终奖。
我忍着没去跟风买新款的,拿着这几千块钱,给家里人报了一个春节旅行团。
虽然只是去很近的省份玩,但是在举起自拍杆跟家人自拍的那一刻,我从屏幕上他们的笑容里看明白了很多东西。
看明白了,掌控生活的底气,终归是自己给自己的。
看明白了,我为当初那句狠话付出的代价,那些苦日子,好像终于要到头了。
接下来就算是自负盈亏,那也是自己亲手创造的“好日子”了。
写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是让大家勇敢地“撂狠话”,更不是让大家把家人的关系对立起来。
反而是,想让那些正处于毕业阶段的朋友们提前知道,“撂狠话”,可能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如果你求安稳,那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你头够铁,那就祝你苦尽甘来。
今天编辑完这篇文章,我想起了之前读者的一个评论。“为啥我看到觉得很痛的一些文章,都是匿名的?”
想要坦白的是,在这里写东西给大家看,有时候压力还蛮大的。有些难过的回忆,其实下意识都是不想记起的,更不要说记录下来了。
但那天开选题会聊这个选题时,我听着那位「匿名」作者讲这些经历时,有一种很深的感受:一定还有很多人在经历着类似的事情吧,或者,即将经历。
所以,我还是做了一个「坏人」,逼他把故事写了下来。
晚安,明天见。
来自今日编辑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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