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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武侯祠》钟树梁

2020-05-31 11:43阅读数() 加入收藏
成都武侯祠  钟树梁  成都武侯祠,在从前成都城的南门大桥即万里桥南去不远处。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蜀相》诗中的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所指的地方大概相当于现在武侯词所在地。明代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说:“今武侯在百花潭与草堂并列者,不知何代增设。”曹氏还作了一些考证。武侯词在社甫居草堂以前已有是无疑问的。一千多年来,武侯词虽屡有变更,但锦宫城外南郊一角,柏树森森,则是都人士大及外地游人永远瞻仰、系念、访寻、游览的地方。这至近世,大年初一游武侯祠更是成部民众新年出游的“首选”之处,已成为民间风俗。李吉人先生的小说中对成都人必武侯同就有很细致的描述。我童年时对于新春游武侯祠也很感兴趣。回忆当时,由武侯词大门外直到武侯殿前和惠陵周围,杂货摊子、杂耍圈子、特别是小食摊担鳞次栉比,所在皆是。昭烈帝殿和武侯殿的香火也很盛,烟雾缭绕,烛光明耀。游人穿红着绿,熙来攘往,小孩子们在过年以前早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更是乐得来合不拢嘴,停不住脚。武侯祠内塑像很多,这是一般游人最喜欢看的,尤其是对关羽、张飞的像更要驻足久观。刘备殿左右两侧廊庑的文臣武将像,庞统凤雏颜面乌黑,目光则炯炯有神;黄忠老将须发皓白,神气又凛凛如生,这也是最吸引游人的。作为游览的地方,可以说武侯词更富于群众性和普及性。南游武侯祠,北游昭觉寺,这是成都新年的两大盛事,其他游玩的地方虽多,也多半排在正月初二以后去了。  但是初一这天有些文墨之士或访的探古之人则不大肯来,他们总要等过了破五以后,武侯祠的游人渐渐少了,货摊、食担也渐渐移去他处了,武侯祠更显出它的殿堂整肃、林国幽雅之美。这时那些访的探古、修楔联吟的游客才栅珊而来,倘徉于亭榭池沼之间并对武侯祠粲然罗列的文物—一欣赏玩味。好书不厌百回读,虽然不少的人年年都要来游,但每来一次,发思古之幽情,就文物而重览,鉴古而观今,好象总会受到新的启发、得到新的收获似的。历史政治,诗文书画,建筑雕塑,碑刻匾联,竹木池沼,鸥鸟游鱼,这许多方面武侯祠所蕴含的意义都很深,而所拥有的物品都很盛,所以游览者各人探其所探,取其所取,总都会欣欣然而往,怡怡然而归。  例如“三绝碑”的确是人间的至宝。几十年间,我每到碑前,总是流连而不欲去。“三绝”一词,虽然是俗称,但也很有道理,前人以为诸葛的功业、裴度的文章和柳公绰的书法可称三绝。  我觉得诸葛武侯,“万古云霄一羽毛”,求之于历史人物实在不多,应称一绝。裴度的文章评论诸葛。全面恰当,求之于史论与碑铭也十分难得。试看这篇《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的开头数语;“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对诸葛亮的生平就概括得很精审。立身是功业的基础,开国是功业的重点,事君与治民(治人即洽民,唐文往往避太宗讳)是建功立业所必须善于对待也必须作好的两个主要方面。裴文就此立沦,故能要言不烦,克中肯綮。其序言及铭文,叙述与议论结合,平正通达,实事求是,不作谀词,亦无泛语,不仅是自来有关诸葛的评论文章中所罕见,而且是唐文中所少有。这也与裴中立的学问见识有关。裴度当年随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蜀;访诸葛的治绩,察蜀民的情意,也可能受到比他早48年来到成都的诗人杜甫对诸葛武侯一往情深、备极倾慕的诗歌作品的影响(按杜甫到成都在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一裴度入蜀在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故对高山怀仰止之心,冀蜀民存必拜之感(裴文序末云:“乃刻贞石,庶时脚之人,存必拜之感”)而撰文立碑,出自一已的衷诚,期作来者的观鉴,自然不同凡响。此文气度雍容,机韵流畅,文学造诣甚高。试与韩愈《平淮西碑X相较,亦无逊色。裴文实兼有韩愈、段文昌两篇碑文之所长。所以也当然算得一绝。唐柳公权、公绰两兄弟的书法,自来论者以为仍有高下之分,如宋苏武之于苏辙。这且不论。但是柳公绰书此碑精力弥满,风韵天然,实在是艺林精品,此碑书法的成就当也不下于其兄。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引评家评此碑的书法说;“公绰武侯饲记,如端人正土,笔法遒劲。”“如端人正士”之评很恰当。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说“公绰乃不俗于兄”。明王世贞也说柳公绰“其行笔飘洒雄逸,无拘迫寒窘之态”,并认为与公权“真足坝虎”。验之于这座诸葛碑的书法更觉得这些评语的确切。称为一绝,自不为过。也还有人认为此碑的刻工鲁建,刀法深稳;圆转无滞,也应当算一绝。不管三绝也好,四绝也好,总之这座碑是我国现存的唐碑上品,它矗立干成都武侯词内1200年,饱经沧桑,仍然完好,现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已给它加上了玻璃罩,可观而不可触,益增其美,益永其年。  三绝碑对我来说还有这样一件有关的小事。几年前,有日本历史学者来游成都武侯词,写了一首七律,向我索和。我也就写了一律。我的诗是“丞相祠堂喜共登,益州天府正清澄。千秋著论裴中立,异代倾心社少陵。明志片言惟淡泊,出师一表自歧赠。卧龙才识今尤重,欲与斯人论废兴。”写这诗的第二联时颇费推敲。因为我起初决定不了究竞写“千秋作赞陈永柞”好,还是“裴中立”好。陈寿是良史之才,对诸葛亮很尊重,对诸葛的评论也出自公心,决不如有些人说的他写诸葛亮传挟有私怨,故篇末数语,实有微词。但是我反复取读《全唐文》所载的裴度这篇《蜀丞相诸葛武侯饲堂碑》与陈寿所写的传两相比较,终觉裴文的评沦更为全面周至。陈寿虽不是挟嫌而论诸葛,但所见究不如裴度之全。其论诸葛用兵数语亦似不如裴文所见之深。所以我最后决定把第三句写作“千秋著论裴中立”,质诸友人,亦以为然。  至于此联的下旬“异代倾心社少陵”,那是没有疑义的。杜少陵忧心黎元,系情家国,经历唐王朝由盛到衰、由安转危的时世变迁,非常盼望有贤臣如诸葛亮其人出而匡助朝廷,惠及生民。所以他在乾元二年岁末到达成都之后,第二年就去寻访武侯祠,写出了“丞相羽堂何处寻”(《蜀方科)这一首古今传诵、感人至深的名作。此诗的末联“出师未经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极为沉重地悲悼了古人,也引起了后代遭途末路、欲为国建功而不可得的英雄人物的共鸣,如唐朝的王叔文、宋朝的宗泽都曾反复诵读这两句诗,悲歌慷慨,涕下沾襟。杜甫对与他同时的国家大臣;如房倌、严武,瞻望甚殷;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则以对诸葛的怀想最切。在他入蜀之后,成都、夔州,吟咏诸葛的诗都不少,而且篇篇有新意,字字见真情,或对世事而思贤,或抚古迹而兴嗟,一倡三叹,一往情深,真是“异代倾心”,最是诸葛后世的知己。其评论诸葛的诗句,含义也公正深刻,一言论定,九鼎不可移。求之于我国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之事。杜甫这首诗,万古流传。当然应当在武侯祠内刻石永葆,清人周厚辕历史地完成了此一任务。杜甫此诗,人人会写,但象周厚辕这样的书法方足以与社诗相称。论者以为周厚。一此碑的书法颜体兼苏,浑厚端凝,笔端有情。周厚辕所写《蜀相》诗碑在诸葛亮殿内左侧壁上,游人咏读杜诗,欣赏周书,瞻视吟哦,既是一种享受也得到不少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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