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林把他的新书寄给我，嘱咐我读过以后给他写个东西，类似于读后感。看书的题目，有一篇是《在横店》，对他说：如果这篇让我满意，我就写，不满意，就不写！他说：你敢！我笑了笑，好像还没有我不敢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不敢，不过是对人对事的一种珍惜。但是我也的确想写一写了，算起来，相识4年多了，在我人生的长度里，几乎接近十分之一了。过了几天，他去了宜昌，和毛子等几位宜昌的诗人在一起，突然接到他的微信电话，聊了一些，最后说了一句：秀华，我希望我们做一辈子的闺蜜！我说：不做闺蜜还能做什么，老子又不想搞你！他笑了起来，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挤到一起的样子，看到他的牙齿露出来的样子。作为一个胖子，要笑得很努力，才能把牙齿露出来。
4年前，我主动加了他的微信。在我一千多个微信朋友里，我主动加的人屈指可数，我的张牙舞爪和我的羞怯自卑一直并存，这在日常生活里不停地撕扯着我。当时加他，是因为他认识另外一个诗人，我当时喜欢那个诗人，指望东林帮忙美言几句。现在看来，那无疑荒唐可笑。后来，我对那个人失去了热情甚至好感，但是和东林就稀里糊涂地做成了闺蜜。一次，我们一起喝酒，也许都喝多了一点，我说：我最幸运的事情不是得到你的爱情，而是得到了东林这个闺蜜。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对我根本不重要。一个人建的空中楼阁倒下来的快感超过了把空中楼阁建好时候的快感。
我的记忆不是很好，这些年事情太多，我们一起经过的事情他都记得，但是我只是记得零星的几件。如果写回忆录，他那里的记忆应该比我更可靠，我的好事坏事，甚至说不出口的事情他都知道并且记得，但是我从来不害怕他说出去。我不是有多信任他的人品，我信任的是我们相处时候的自然。比我小7岁的他经历的事情比我多，我这里的汹涌起伏到他那里也许就是风轻云淡。后来，我们时常拿我曾经喜欢的那个诗人开玩笑，我说：你作为一个作家是成功的，作为一个皮条客，真是失败！他说：至少我努力过。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15年5月，这也是他记下的。他告诉过我，后来也写到书里的一件事情是，当时北京有个女诗人说我是假冒的，身体什么都是假的，她才是真正的余秀华。这个女人不止一次给他打电话，也给别人打电话。他后来就拉黑了她。当时我感激的是东林对我的信任，现在反过来看，那是多么无聊而且轻狂的一个女人啊！我想象不出她当时气急败坏的样子，那肯定也是一个灵魂无着落的可怜人啊。东林是在我所谓的“盛名之下”和我成为了朋友，相比于那些说要避开红人的家伙，这里多的是一份真诚和勇气。而我对谁有名气谁没有名气从来没有清楚的认识，我始终认为名气是我们好看的衣服，而不是皮骨。
我忘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干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也忘记了那一次我见过什么人，我是否在台上朗诵过，我想是朗诵过的。他的书里是这么写的。对了，我想起来了，我见到张执浩，当时和他还没有那么熟。当时我妈妈在医院住院，我穿了一件裙子去，张大叔还开玩笑呢。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诗会，我朗读的诗歌是《我爱你》。
2.
他的书名叫《人山人海》，似乎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字，他能够写的不过是他认识的其中几个，有些也是泛泛之交，甚至连泛泛之交都够不上，好在文字能够把不曾发生的事情也说出来，也可以通过一个物件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人，比如他写的《充气娃娃》，但是也许也有他生活里的某些细节，他把真实的和虚拟的揉在了一起，却什么也不想说明白。生活里没有很多需要说明白的事情，也没有能够说明白的事情。
“他以最朴素的手笔写着身边的或者不是身边的人，人山人海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少有跌宕起伏，多是平淡无奇。这些人和事情不给谁启示或者别的，东林也不会强加给他们什么，他只是客观叙述，这客观和记得便是一个写作者的慈悲和对芸芸众生的尊重。他的感情是克制的，也是客观的，他是局外人也是剧中人。”这是我在他的催促下匆匆写下的一段话，他说是出版社宣传要。在他的这些故事里，我看到了平常日子的他：懂得给人小小的安慰，不管出于真心还是敷衍。
那些故事除了主人公的死，都鲜有明朗的结局，这是被国外的一些小说影响了吧。我们平时的讨论里，他说我抒情的成分过重，这显然与他很不一样，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带出一两笔看起来的抒情就已经完成了故事本身的需要，比如他写《我与父亲》，他们那里叫爹，但是他一直叫爸爸，直到父亲死，他哭的时候还是叫：“爸爸”，后来被一个长辈提醒，才叫“爹”，哭着叫出了第一个“爹”，也是最后一个“爹”，寥寥几笔，父子之间的爱恨交织就淋漓尽致。
人山人海里，我也是被他看到的一个，他说的“做一辈子闺蜜”的这个事情，我也看得很淡，现在仔细想，也许有这个可能呢。我是一个容易厌倦的人，对那些看起来的爱或者友谊没有信心。一个和我相处了5年的朋友，也是曾经约定了一辈子的人，在我突然的厌倦里，和他说了再见。一个我以为能够喜欢很久的人，我也和他说了再见，没有丝毫舍不得，还有解脱的轻松。我想我和东林应该不会厌倦吧，我无法确定他到底了解我多少，但是在他面前我是敞开的，放心的。一般只是我对他说我的故事，而他的故事我们却无法说起，这也是人与人相处的习惯和模式了。
一次在武汉喝酒，理堒说：“不了解余秀华的人都以为她很风流。”东林说：“她一点都不风流啊！”在这里，我说不出来风流是贬义词还是褒义词，在我身上，许多词汇都改变了原来的词义。如果没有东林，我可能还在一个套子里出不来。是，我一直害怕和另外一个人，不管男女共处一室，他们对我会形成一种紧张和压迫，哪怕和张执浩见面了无数次，一次偶然单独相处，还是在室外烤火，我依旧紧张，不知所措。而东林每次见面的时候总会把他胖乎乎的大手放在我肩头，一次次消除了我的戒备之心。
在我40岁以后，终于有一个男人坦坦荡荡地和我单独出游。一次我们俩去漳河，我想拉屎，那时候油菜花开得正好，春天最好的时节。我没有手纸，东林说：“看看你，哪里像个女人，别人包里口红啊，卫生巾啊都有，你什么都没有！”我让他把巴别尔的书撕一页给我，他舍不得，给了我一张写满诗人名字的会议名单的打印纸，我哈哈笑了起来，他说：“你去油菜地里，我给你放风。”那天的油菜花真香，他也没有给我放风，拍照去了。
3.
一个好的记忆力对一个写作者很重要，而我恰巧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理所当然，应该责怪脑瘫。东林的记忆力虽然说不上惊人，但是也足够让我羡慕，他记得我的许多我自己都记不得的破事，如同我弟弟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而我却记不得一样，这常常让我的写作陷进困局，让我成为无根之人。在东林的这本书里，我找到了一些记忆的线索，比如他喜欢闻汽油和烟草的味道，这恰恰也是我喜欢的。我想我们应该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爱着这些味道。我们的青春在同样的味道里度过，他因为喜欢烟草的味道而抽烟的时候，我没有抽过烟，我抽的第一根烟也是他塞到我嘴里的。我自己从来不买烟，家里也不放烟。抽烟对我而言就是装逼而言，而且还是蹩脚的装逼。
说起打电话的事情，他在高中和大学给不同的女生寝室打电话，不管是谁都能聊半天，他的话有多长，他的寂寞就有多长，青春的寂寞都是金黄色的，而现在，我们的寂寞成为了砖青色。我也有过这样一个时期，给不同的人打电话，有时候也聊很长，他们不知道我是脑瘫，还说我的声音特别。我就是用这所谓“特别”的声音在和阿乐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就让他“仰慕”了我的才华。如果我不主动告诉他，我可能一直“特别”下去，不过殊途同归，结局都会一样。
有时候，我半夜想起什么事情了，就给他发微信，他也是夜猫子，或者睡醒了就回我。他回不回我微信我都不焦虑，这和我和有的人不一样，特别是我喜欢的人，怕他们冷漠，也怕他们被车撞了，种种担心。难得一个相处自然的人。现在他有了女朋友，回微信不那么及时了，我就笑笑，想他在干幸福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这些素材他可以写得更好些，我说的不是把它编造得多惊心动魄。也或者，他认为的这些故事恰恰表达了他想要的份额，比如悲悯，自然等等。但是我觉得人来到世界就已经把自己扭曲了，人追求自然就已经不自然。而不同的写作者有自己的观点，这观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好在故事在那里，我们可以许多次去看。
我们的写作或者什么也不为，或者还没有达到为谁考虑的级别。就像我们活着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对得起这一场生命。仿佛一切都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