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分两种,主动的和被动的。
疫情之前,大多数情况我是主动在线,这种模式可以追溯到1997年我上网的时候,当时在碧海银沙聊天,用新闻组看八卦,拿icq随机跟外国人连线,花半小时下载一首beyond的歌。
在线的生活之后越来越丰富起来,工具多了,社区多了,场景多了,网速也快了。
2004年第一次用光纤宽带,一小时下载完各种东西之后,突然不知道要下载点什么了,那时候感到了一丝孤独,当时中国互联网人数刚刚到异议,但一亿人我却不知道该跟谁联系。
随后证明我这份伤感是多余的,正如一开始有人担忧北京的三环路太宽没车跑一样,各种社交媒体以一种几乎是入室抢劫般的风格钻进我的手机。
一开始说我们要利用碎片时间,后来发现我们压根儿就没有整片时间了,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被碎片化了,碎得一地残渣,碎成一抹云霞。
但那个时候我仍然是主动在线的时间多,因为我在媒体行业工作,天然地要去接触最新最热的咨询,我很乐于主动上线去接受信息,微博、微信、算法推荐的新闻客户端,他们在我的手机里卷成了麻花,每次看耗电量都会有点感慨:今天睡觉的时间太短了。
这件事一直到疫情刚开始的一个月都没有什么变化,那时候我以为过了春节疫情就该结束了,就如同2003年非典,于是我内心还在为疫情之后的生活做着打算。
然后的生活节奏是:疫情来了,疫情还在,疫情走了……疫情又来了……疫情又走了……疫情又来了……。
感觉疫情就像是在楼道口聊天的大妈,她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你也不知道她是要进来还是要出去,你在这里纠结,她那边聊得倒是挺欢。
在这期间,我完全是被动在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单位居家办公之后要视频开会,另一部分原因是我除了上网找资料也没什么可做的工作,于是每天的生活基本就被在线的时间占据了一半,剩下的时间吃饭睡觉看电视。
哦,不对,电视也是网络电视,这么一算还不止一半,而是一多半。
要吃饭了,上网订,要玩游戏,上王者,要跟人聊天,上社交媒体,就连我出去绕着楼走一圈,还碰上三个地方要查健康宝,这有上了三回线。每次查完发现有几个未读的通知,看完内容突然对某个信息想了解更多,于是上网一搜,搜完一个又一个,原地站半天人家以为我是给测健康宝的,还问我行程码看不看,这又为在线时间增加了份额。
但这种生活有一段时间让我开始焦虑,不管我怎么看小姐姐跳舞,怎么看大哥口嗨,怎么看自媒体情绪煽动,我都感觉到焦虑,我感觉不到正常的交流,因为各种算法给我推荐的都是平台以为我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会腻啊,我会烦啊,但平台不管,因为平台一推亿万人,你一个个体不喜欢根本不重要,就如同某些小鲜肉虽然很多人看了范围,但不妨碍他的粉丝用滤镜打败所有人。
在这期间,我当然也为逝者哀伤,当然也为医护人员感动,当然也对防疫中的问题愤怒,但哀伤过后、感动过后、愤怒过后,一切归于平淡,淡到再无波澜。
在这期间我发现在线中的一个问题,人们关心事实的很少,关心评论的很多,人们了解知识很少,但他们输出情绪很多。你不知道民法和刑法的区别,于是你大嚷着妇女权益保障法要规定买卖同罪;你不知道民事诉讼时效和刑事诉讼期的区别,于是你说刑法从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时效;你甚至分不清色情淫秽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区别,于是你举着图片在视频里大喊这是淫秽色情,丝毫不考虑你自己这个视频是不是传播。
而且所有的谬误都以理直气壮的方式站在我的面前,甚至还试图怼我。
类似这样的荒谬事情看多了,你会想起李诞说的:人间不值得。或者想起梁漱溟先说的那句:这个世界会好么?
这种情绪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我开始做视频,这个过程本来是我想做一个讨论某件事情的视频,后来成了我在单位被嫌弃选题的收容所,再后来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表达的空间。
我终于用我大学毕业后就基本被搁置的法律知识做了一期期视频,有很多内容惨不忍睹,有些观点极为优质,但我想这代表了我当时当下的认知,或许十年后会看我会不同意现在的自己,但至少这个时候,我表达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让它也不能彻底无视我的存在。
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快乐,在线的快乐。
这种快乐不同于我看到小姐姐跳舞收获的兴奋,不同于我看到精彩的影视剧得到的愉悦,不同于观赏完段子爆发的笑声,那是一种我跟这个世界重新联通的感觉(请联通把广告款打到西城区广外街道张阿姨代领)。
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说:“给时光以生命,而非给生命以时光。”
刘慈欣在三体里说“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我在我的视频里感受到的是:你们爱给啥给啥吧,我发完视频我很开心,在线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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