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个字眼很模糊,也很生疏,仿佛陈列在地下室年代久远的钟摆,不会让人记起,可它却好不知倦地左右摆动,一左,一右。
请别误会父亲在我心中地位无足重轻,而是“父亲”这个名词太陌生,因为我叫父亲“小叔”,而不是叫爸爸。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这样叫?我也曾无数此地问他问什么叫他“小叔”。而他只淡淡地说,为是不要太亲。
为了不要太亲,我叫他小叔。为了不要太亲,我们真的越来越疏远。这种疏远像几何学中的指数型函数一样,随时间的流逝呈爆炸趋势。
记忆中的小叔以父亲的身份好像只生活在我的童年。童年的早晨与晚上的时光是美好的,因为有个叫小叔的男子。
5、6点的天空微白时,他便叫醒我们去晨练。沿着公路一直走。我们会随手摘路边的野草野花。记忆里,那些野花野草是横尸于马路的,十分安然宁静。路的尽头是街边小吃。其实小叔是用这种手段将我们“拐”出来走路的,很奇怪的是这种笑伎俩屡试不爽。
晨练回来,便去菜市场,我们跟在小叔后边提菜,十足府衙里的小厮跟这老爷出巡。市场上叫卖的阿姨伯叔们都认识我们,一见我们便说,瞧,是xx的女儿。我们是小叔的女儿。小叔认识乡里的大多数人,因为我们的家族就是一乡里。
镜头一暗,天便黑了。晚饭后的星星星眼睛眨得十分俏皮。小叔吆喝,去哪。我们便会再去压马路。我们像极了馋嘴的老鼠,只要有诱惑便会勇往直前,不管那钩着食物的棂一头是要命的老鼠夹。只是这次不是小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饭后甜点,用小叔的话说是锻炼我们教理的辅助工具,用我们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冰淇淋。五角钱一支的冰淇淋在我们童年里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们的成长小叔并没有参与多少,他对日渐长大的我们的教导越来越少,他把教育的重担交给了叫教师的人类,从此不理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关系可以用放风筝来形容,小叔是那个放风筝上天的人,我们就是那随时间的狂风越飞越远的风筝,牵系我们和小叔之间的是那条永远不会断的血亲般的风筝线。线的那一头,小叔紧紧地拽在手心里。
小叔没读过几年书,可他懂得很多社会风气。在阅历方面,他的确算得上是个智者,他的话匣子很容易打开,只要你在他喝酒的当儿问个问题,比如酿酒的过程,在比如汕头的古迹传说。一问,他有的没的说上一两个钟头都不嫌累。从问题的根本讲起,然后说社会,然后开始离题讲起党和政府。小叔很看不起当今社会所谓的共产党。他说共产党只适合搞革命大战,给人民一个自由是王朝,可共产党适合戴高帽坐在政府办公厅里写草案,现今的共产党太多挂上了做作的牌匾,其实没有做过多少实际的贡献。
然后他会借着三分就已指着毛泽东的头像抱怨他的胡子长得不好。我告诉小叔,毛泽东是不长胡子的,长胡子的是小日本。这时小叔义愤填膺地说,毛泽东和小日本一样可恶!再者,男人都留胡子,毛泽东不长胡子,难道他是太监。说完,小叔便躺在沙发上仰头大睡,鼾声如雷,第二天醒来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小叔喝酒时说的后半段话千万别当真。一次,我和小叔在看《宝莲灯》,看到红孩儿出场时,也不知谁开的口,小叔一口咬定红孩儿就是哪吒。我说红孩儿是红孩儿,哪吒是哪吒。可小叔就是固执己见。我问他,哪吒的父亲是会啊?他立马接我的口回答,牛魔王啊。我沉这气又问,那那个托着塔的李靖儿子又是谁?他衣服想当然的样子,一对鼻孔朝天出气地说,当然是红孩儿啦。我一听,气得差点喷饭,拗不过他,于是我暴走。后来才知道,当时小叔的酒杯刚刚空着。所以他当时背负误人子弟的罪名,我也不怪他。因为他是我小叔,我是他女儿。身上流着他一半的血,我们的嫡血嫡亲的关系。
小时候,我们听小叔的话。长大了,小叔听我们的话。就说家长会吧,小叔必到。因为他的两个女儿会一手架在他肩上,一手拿着实现写好“准时参加”的回执信让他签字,提醒他开会的时间。而会上,他一拿到我们的成绩单,却会一溜烟走得连人影都瞧不见。他不管校长、老师在会上的说词,用他自己的说辞就是,他有去参加家长会,有成绩单为证。所以如果在哪次家长会长看到那个拿了子女成绩单,然后提早回去的身影,问我,那个人是谁时。我会告诉你,他是我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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