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里来了年轻人：选调生碰撞基层官场[3000字]

　　毕业后在西部的一个小镇上工作了两年多，肖岳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他戴着光环而来：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党员，学生干部，选调生——也即各省组织部择优选拔的一批应届生，被安排至基层“锻炼”，日后可能成为重点培养干部。

　　肖岳期待着被提拔和重点培养的那一天。刚来时，他豪情万丈，想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小镇上大干一番。现在他觉得，与其说他改变了小镇，不如说基层官场改变了他。他没干成什么事，反倒习得了一套官场生存法则；以前爱写诗的文学青年，现在下笔就是“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当然也有长进，以前一瓶啤酒能喝吐，现在酒量大增。

　　令肖岳焦虑的是，传说中的“提拔”不知要等多久。他身边一些“有背景”的选调生，已调到了县里甚至省直机关。

　　中国的选调生数量，正以每年超过万名的速度增长。许多人都经历过肖岳这样跌宕的心路历程。不少人离开，少数的幸运者获得了提升，更多人继续在基层工作，等待未来的机会。

　　尽管结局各异，但选调生因为特殊的政策，对大学生的吸引力依然不减。如今招考旺季又至，新一批选调生又将离开校园，开始他们与基层官场的新碰撞。

　　初入官场，端茶倒水干半年

　　肖岳对初到乡镇的场面记忆犹新：刚一下车，行李都没来得及放，就被拉到一个餐厅包间，那里坐满了各位领导。还没动筷子，他就被要求与所有人喝上一圈，和几位主要领导还要多喝几杯。

　　晕眩与呕吐，是许多选调生的基层初体验。肖岳第一天晚上便空腹醉倒了，那种难受的感觉让他发誓不再沾酒。

　　这当然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接风酒席只是起步。领导们总说“酒量就是工作量”，他不敢怠慢。最多时，肖岳一天喝了三场，结果在床上躺了三天。

　　酒局之外，工作的头几个月里，肖岳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打扫几位领导的办公室。有时，这是他一天工作的全部内容。

　　让肖岳最感头疼的，是在开会时端茶倒水。不是怕累，而是他以重点大学本科生的智商，依然在很长时间内弄不明白“什么时候倒水”和“先给谁倒水”这两个问题。

　　端茶倒水、打扫卫生这两件事，广东选调生朱华也干了半年，“我当时也想不通，这是一个临时工就可以干的嘛。简直是浪费生命。”

　　后来有些人明白，不是乡镇领导有意要让他们端茶倒水，而是一时安排不出别的工作。选调生受省委组织部统一选拔和管理，头几年多在偏远乡镇锻炼，但当地并没有专为选调生设计的培训岗位，基层工作又不易上手，他们往往只能在端茶倒水中认识人、熟悉工作。

　　当工作逐渐上手之后，状态转变是巨大的——刚来时，除了端茶倒水便无所事事；一年后，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从党务到计生，从驻村工作到合作医疗，从信访到森林防火，从扶贫到妇联，选调生们什么都干。尤其是打字、复印之类的活儿，干部年龄老化、文化层次不高的乡镇里好不容易来个大学生，就都交到了选调生们手中。

　　朱华终于见识了基层工作的辛苦和千头万绪，“乡镇干部都是万金油。”因为工作太多，她不得不每个周末都加班，一个月回家不到一次。她认为，这也体现了领导对选调生的期望很高。“像组织部门就说了，选调生就是后备干部的培养，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会去接触。”

　　在江西赣州工作的选调生蒋超也认为，一定要适应基层“分工不分家”的工作状态，“让你去干活是信任你，你应该高兴才是。”

　　蒋超还在读大一时，就将选调生纳入了人生规划。他先后参加了2次“国考”、5次选调生考、2次事业单位考、1次村官考和2次地方公务员考，转战南北考试12次，在每晚二三十块钱的旅馆住宿，拿五个馒头一根大葱填饱肚子，终于梦圆。

　　到基层后，来自山东的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语言不通：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农村，没有同事当“翻译”，蒋超听不懂村民说什么，村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在蒋超看来，比语言更重要的是领导。“到基层后，遇到一个好领导很重要。一把手的施政风格，对地方发展影响很大，当然也包括年轻干部的进步。”蒋超说。

　　蒋超庆幸自己遇到了好领导。他在街道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领导对他只提了两个要求：这个任务全部交给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情；以正面宣传为主。“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领导不信任你，写新闻报道都会被反复审查。”

　　从豪情万丈回归现实

　　在贵州某乡工作的伍宁，一般不参加迎来送往的酒局，他不喜欢那种“压抑的气氛”。另一个理由是：“说来不怕笑话，当我喝着那些公款买的酒时，总想起乡里失学的孩子们，心里难受。”

　　在选调生群体中，伍宁有些另类。不少选调生自被录取开始，就未雨绸缪，研读起官场小说。

　　在选调生的内部论坛中，一些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当选调生“无非就是希望以后受到重用和提拔”。伍宁却“想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为民众争取一点公平正义，但我必须先有资源和权力”。

　　改变之前，先得习惯现实。伍宁第一次参与撰写年终评估材料时就震惊了：“这些材料只有30%来自真实事件，剩下的几乎都是在网上找的和工作人员自己编的。

　　伍宁到乡里之后，希望发起一项帮助孤儿的活动。给领导汇报，提议被否决。伍宁认为，其他年轻人到基层都比较沉默，但他话很多，“领导不欢迎”。

　　他没有放弃，想了两天，又写了一份初步方案。这一回他动了脑筋，故意把本来写好的步骤打乱了，“如果方案交上去时很完美，领导没有可改的地方，他一定不喜欢。”为了增加成功率，他还在方案的开头强调：“在乡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之下”。果然领导对方案做了改动，开始关注支持这项活动。

　　伍宁已经足够幸运。按照广西选调生肖桂国的总结，“会做事、不会做人”的选调生一般当不了官。“光做事肯定会得罪人，得罪人可能得不到提拔晋升。”

　　在广西区委党校工作的肖桂国，是选调生中的“名人”——他从七八年前起运营一个提供选调生资讯的博客。由于长期关注选调生，他总结出了一些规律：选调生要与领导、同事处好关系，需要维持一些事情不变，不能表现太优秀，不能另类。

　　这也让像肖岳一样原本豪情万丈的选调生们，到基层后变得现实。有人总结出“多听少说常点头”的金科玉律，有人转而研究领导的性格特点、办事风格、表达方式。

　　刚开始，肖岳很瞧不起身边一位选调生，他把主要领导的工作特点和点菜偏好，都进行了系统总结分析。但他现在有点佩服这位同龄人：“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领悟领导工作意图，开展工作。从工作效果看，有时候真的是事半功倍。”

　　储备一时，还是储备一世？

　　蒋超的书桌前，挂着一幅大学毕业时老师送他的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也是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江苏给全国大学生“村官”的题词。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国家领导人当年很多都在基层，习近平在陕西，李·克强在安徽，当知青。”蒋超说。

　　这个群体极度关注升迁与提拔。在个别选调生论坛，用户的积分等级是按照行政级别的体系来设计的，积分低的是“副科级”，高的可以达到“正省级”，甚至“副总理”、“总书记”。

　　从制度设计上而言，选调生的升迁速度应快于普通公务员。中组部文件曾提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补充工作人员，应优先从选调生中挑选。对其中适合做机关领导工作的，应提拔到机关领导岗位。”省级组织部门亦做出了类似规定。曾有官员在报考选调生动员会上说：“努力吧，年轻人们，未来的市长在你们这群人当中诞生！”

　　现实中，选调生们所期待的只是早日结束基层生涯，调到县里或市里工作，他们难以忍受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差距——在贫困的乡镇，月工资不到2000元，再无其他收入。就连住的房子都要比其他地方破旧许多，甚至有老鼠出没。

　　但一方面，基层工作需要这些年轻人，而基层有限的提拔机会在多数人当中分配，出现有人“储备一时”，有人却要“储备一世”的现象。一些人发现，最先离开基层的，多来自“有背景”的家庭。

　　安徽选调生李欣，在一年中目睹了十几位朋友离开不同的乡镇，回到县里，乃至城市。她不清楚每个人的背景，只是听说有人的父亲在省城里当官，有人家境富裕。当然也有无背景的名校毕业生提拔得很快，但那离普通二本学校毕业的李欣太远了。

　　在与一批同龄人的生活逐渐拉开距离后，李欣曾一度觉得自己跟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像。她不指望以后当上“市长”，只是疯了一般地想回城。

　　她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加班到深夜，希望让组织部门看见自己的勤奋和才能。不过她发现，自己的努力甚至帮了“倒忙”——本来有过回县里的机会，但乡镇书记目睹了她的勤奋和才能，说什么也不愿放她走，希望把她留在基层工作。

　　出走的与留下的

　　与体制的碰撞，令一些年轻人感受复杂。朱华曾哭过很多次，她感觉，包括职位升迁在内的任何事，都不是她个人能控制的。“当时要不是有另外一个女生，两个人相互鼓励，真的可能会坚持不下去。”

　　肖桂国也目睹了一些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中，在晋升提拔等问题上备受煎熬，因而再考公务员、参加各种选拔考试，或辞职离开。

　　“他们凭学历、能力、年轻、潜力等优势进来，但进一步发展却不一定能依靠这些。”肖桂国说。碰撞之后，一些人选择了逃离，一些人则留了下来选择坚守。

　　逃离的人，很多通过考研、考公务员回到了城市，也有人转行下了海。选调生的经历，成为他们人生中短暂的“意外”。

　　留下来的人，心态变得更现实。朱华期待公开竞争的机会，省委组织部近年来推行的部分职位公开选拔给了她更多的希望。她一方面强调要“服从领导的安排”，另一方面也很明白，必须争取机会，“人在乡镇呆久了，会有惰性，丧失拼搏的斗志”。

　　肖岳在基层工作还不到三年，但已感觉自己丧失了斗志。曾有几个月，他在没有应酬的时候也喝了很多酒。酒没有消除他的愁闷，却进一步锻炼了他的酒量。后来，在一位朋友的鼓励下，他偷偷学起了英语，准备另一条出路。

　　蒋超则是这群人中的乐观者，他说：“放眼整个机关大院，我们只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刀笔小吏’。但我们有梦想有追求，会始终保持这种激情和斗志。”

　　强调这种“积极心态”的不止蒋超一个人。2011年底，山东、湖南等省的5名选调生曾在网络发表《为选调生正名》的公开信：“扪心自问，选调生难道就是这样一个牢骚满腹、怨气冲天的群体？难道没有遵守潜规则就没有发展前途？”

　　从2011年开始，肖桂国组织了一些选调生一起编写一本书，讲解选调生政策，讲述选调生的经历和感悟。开始时，他把书名拟为《选调生眼中的官场》，遭到了很多年轻参与者的反对，他们担心“官场”二字引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藏污纳垢等不好的联想，并担心参与编写这本书影响仕途。

　　最终，经过编委们的讨论，书名定为了《中国特色干部后备力量——选调生》，选题、框架结构、内容不得不作大的改变。

　　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来自肖桂国在网上的几次公开征文。有的投稿令肖桂国并不满意，因为写得中规中矩，充斥着官话、套话。他提出必须署真实姓名的要求，随后部分人要求撤稿，或称自己的稿件写的是别人的故事。

　　虽然与预想中有所差距，出版遇到各种阻碍，但肖桂国依然期待着这本书的面世，并有接着出版后续系列书籍的打算。

　　肖桂国一样，伍宁也对身边官场里的部分同龄人感到失望。“我们‘80后’的这一代人，很多人已经在当前的官场被腐蚀了，这种腐蚀向年轻人蔓延的趋势非常可怕。很多人变得麻木、势利、不分黑白，为了挤进体制不择手段。可这一代人，恰好就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伍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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