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明月

　　就像佛家说的，一旦起心动念，也就有了因果。

　　初看白先勇，就是这样的感觉。散文也好，小说也好，他讲述的故事，他经历的人生，有因有果。而今再看，只叹当时明月。

　　关于他的评论太多，纷杂不一。有人研究他的家庭，有人拔高他的思想，有人说存在局限，还有人咬紧同性恋问题穷追猛打。我只是个爱多愁善感的小姑娘,还没来得及经历什么，也就无所谓那些是非曲直了。

　　我只是惊异那些风格截然不同的小说和散文竟然出自一人之手，愁苦凋零，纯真热烈，都教人忍不住反复回味沉思，最末留下来的总是能够感动人心的力量。

　　有些人，擅长演绎。提起笔就能洋洋洒洒，热情万分，面上却依然从容如初。比如张爱玲，比如李碧华。男欢女爱，动荡时局，全都可歌可泣，仿佛人生非这么一场倾国倾城不可了。张爱玲为爱而写，娇蛮任性却才华横溢，一身旗袍华美得摄人心魄，一部部经典之作全都在教人相信人生注定分离的凄美。相爱之后，却又彼此天涯沦落，才能教人刻骨铭心。

　　于张爱玲，爱与恨，就像烧红的烙铁，碰一下都不可以。

　　白先勇也哀叹，也卷入爱恨交织的泥沼，却默不作声地站在历史的棋局外，哀叹命运。有时候，甚至连哀叹命运都不必，这样一种亘古的悲哀，似乎有一股跨越时间的力量。

　　白先勇的小说读来就像是辛弃疾的词，浮云变化都抵不过今朝迟暮。就像《台北人》，里面形形色色的人们大都如此。那么多曲折的人生，在《台北人》的十四短篇中竟然就这样像信手拈来般摆在我眼前。一个个仿佛都背着沉重的担子，流光了生活的勇敢和热情，在我面前，或冷眼相对，或热眼相望，沉甸甸压来一座大山。

　　“纪念先父先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书中人物大都不是真正的台北人，而是因战乱而离乡背井，客居在台湾的“忧患重重”的一代人。欧阳子评价白先勇的《台北人》只写了两件事，“过去”和“现在”。他们在台北，却一直活在回忆里。即使适应了新的环境新的人，也仍然眷恋过去，不能释怀。

　　《台北人》平和低调，时时刻刻都在对比。慢慢地讲述，步子却一刻没停。我喜欢它的慢，喜欢它恍如昨日交织的错觉感。《台北人》就像一本历史书，时间的手掌控着大人物或者小人物，影响着这个人的人生，那个人的性格，这个时代的更替，那个时代的遗憾。

　　白先勇身为男儿，不比张爱玲，竟也有这样的独特细腻，甚至是更为不同的尖酸刻薄。那些个沦落风尘的女子，各个都洞察世事，比如尹雪艳，比如金大班，比如云芳老六。她们都有一颗被风雨浇得透凉的心，她们埋没在风尘里婆娑而朦胧的脸是不是在说，像这样的无所谓根本算不了什么，甚至已经像过了千年万年那么久那么平常和不值一提了。

　　江山易老，美人常在。就像琵琶行里不停诉苦的歌女，一样真切的故事，白先勇讲来却更多了些历史的情怀，有了历史的韵味和苍茫。

　　白先勇的小说或许和张爱玲有些相似，但散文却完全不同。偶尔读到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一样，乍一瞥风情万种，细看却还是一样满目苍凉和自叹的语调。若非这样，只就事论事地叙述，却又不免显得苍白。白先勇的散文却不是这样。

　　仍然记得《树犹如此》这样写着，“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义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什么样的人离去了，才会是连女娲炼石补天也补不回来的空缺？

　　在一个访谈节目里，白先勇在谈到王国祥时说，“他是我的朋友、知己、亲人、患难与共的人。”王国祥于白先勇，就是这样的存在罢。在《树犹如此》里，他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玛拉雅山顶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白先勇在这篇散文里一直传递着一种异常温柔的克制力，行文平淡，娓娓道来，纵使深情却依旧笔调温和，只能懂得人自己感受自己震撼。最后相执的手无力垂落，他忍不住心痛，却也只一下便立刻收住了。

　　死生契阔，却要静默如斯，才真的是悲恸到了骨髓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和事，才拥有如岁月般不动声色却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力量，能让人可以像这样看透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读白先勇，就像站在江南小镇的一场烟雨里，甘愿不间歇地淋着，直到浑身湿透。结果不言而喻，只做了他书中的文字囚。兴许等到年华消逝，历经过岁月的无情之后，我才会理解一二，对过往的姹紫嫣红也要像他一样如数家珍，一件件摆放仔细，唯忆当时明月了。

　　洪水如何，文字囚又如何，我为这样不能自已的沉浸而快乐而感动。反正青春正在路上，反正时间也无法逆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