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哥伦比亚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把东西放在这里吧。”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都是留学生，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
拉斯很直率，很幽默，又爱搞恶作剧。我经常嘲笑他:“笨得要死，编程的速度比老牛拉车还要慢。”他也经常反击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见到女孩脸就比猴子屁股还红。”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费加生活费大约一年1万美元，这在1979年，对于一般的美国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有一年，我和拉斯都没有钱买机票回国过圣诞节，就都留在学校里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奶油芝士，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计划做20个蛋糕，天天当饭吃，以省出假期的饭钱。
25公斤的芝士根本没办法用普通的搅拌器来搅，我们只好倒进一个大桶里，每人拿一个棍子使劲搅。做好了，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奶酪蛋糕，吃到最后，已经到了看都不想看、提也不想提“蛋糕”这个词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拉斯突然对我说:“开复，天大的好消息！剩下的蛋糕发霉了！”那天，我们俩坐地铁到唐人街的一家中国菜馆，点了7盘不同的饭和面，通通吃光。结账的时候，看到光光的盘子，服务员不敢相信。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桌面和桌腿，但是什么也找不到。“难道你们真的把这些都吃光啦？”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天啊，你们要不要叫救护车？”服务员惊呼。
“做蛋糕”这个词，后来成了只有我们才能听懂的暗语，就是指做同一样东西做得太烦了，直到让我们恶心。
有意思的是，拉斯喜欢做蛋糕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年圣诞节，他都要给我寄一个他亲手做的蛋糕，每次都加上巧克力和朗姆。但是，圣诞节时他从德国寄出，等我收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春节了，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吃这个蛋糕。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在西雅图的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工作十分繁重，我忘记了告诉拉斯。结果，拉斯又寄了个蛋糕到我原来的地址，邮政系统查无此人，又把蛋糕退回到拉斯的家里。拉斯接到蛋糕十分惊讶，他发了封邮件给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在蛋糕里加朗姆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当我今年5月份接到我去年圣诞节寄给你的蛋糕时，我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的方法是不是管用啦。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复，我把那个蛋糕吃啦！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拉斯:“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做蛋糕的博客，不过是中文的。你可以用谷歌翻译工具翻译一下看看。”而拉斯马上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说:“我很喜欢你写的我们做蛋糕的冒险经历，不过比起谷歌翻译版，我还是宁愿读你的中文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