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山生活

　　我的矿山生活

　　我常常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想像自己老了的那一天，有没有人能够找到我，听我讲述一些沉积的忧伤，昙花一现的欢畅以及暮色中慢慢浮现的不同的面孔。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写下我孤独的青春和忧伤。

　　假如白石山坑口是一个干涸的鱼塘，我就是曾栖息于鱼塘中的一条鱼，时间的锉刀在我的身体上留下了一块块暗红的疤痕，那是矿山生活留下的印记。矿里的每一个人，与生活的关系都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大多数人都以失败而告终。青春消逝了，爱情的存在是那么的遥远，就像冬日黄昏的山峦灰暗。山上枯萎的茅草与矿区裸露的泥土留下的背景，就像卷扬机等候在井口的索道上，将罐笼车送进狭窄隧道深处的黑暗。

　　1979年的白石山坑口和许多的国营企业一样，组织庞大，等级分明，纪律松散，结构僵硬。它有自己的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商场，电影院，俨然是独立世外的封闭的小社会。职工的子女继续工作，看着小姑娘变成小阿姨，小阿姨变成老阿姨，最终在和老阿姨的打情骂俏中解甲归田，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不安于现状。矿山像一把巨大的剪刀，漠然锋利，会对一些人进行修枝剪接。因此，事物的景象也被覆盖和涂改，有的在抽枝，有的在凋谢，有的将永远不再发芽。

　　在矿山，工种的类别永远是印在脑门上的标签。我们把下井叫做“下地狱”，在选矿厂称为“在人间”，进机关大楼上班被誉为去“天堂电影院”。直到现在，记忆中浮起的那段矿里生活仍是这样：一条裸露了皴裂皮肤的泥土路，两边散落着一些灰色的水泥楼房，有的墙皮已经憔悴地脱落，露出里面病态的青砖，远远望过去，像一群长满老年斑的老人，表情衰顿和苍凉。上二楼，须攀一段简易铁质楼梯。从单身宿舍半开的门缝望进去，被涂上绛紫防锈漆的窗户，忧郁着未曾愈合的黯然伤口的颜色。玻璃上贴满旧报纸，旧报纸上又贴了一层近乎全裸的女明星写真。窗台上晾晒着开裂的旧皮鞋和边角已经发黄的运动鞋。门口到窗户拉一根铁丝，展览着下井的工作服，汗味的毛巾，还有肥大的短裤和内衣，有的还正在滴水，有的仍展示着刚从井下带来的泥浆。地上的塑料暖水瓶搪瓷饭盒牙缸肥皂黑色橡胶雨鞋，挤在一起，如同一伙落难的兄弟。

　　我在春天来到矿里最深处的。新工人一般按父母在矿里的职务等级分别安排在井下，选矿厂和机关行政楼里。我怀里揣着在中学时发表在省报市报上的几篇瘦小的诗歌，自以为这些矫情的诗句在劳资科分配工种时能闪现出一些光亮，事实上进矿之前，我就像被化验过品位的矿石样品，已经分放在等级不同的储料仓里了。车队调度的儿子进了车队，我的伙伴，球磨车间主任的儿子被分在选厂电工班，我的同学，财务科长“O”型罗圈腿的女儿去了广播站。而我，一个做着幼稚文学梦的农民的儿子，被丢进了矿井，每天从八百米深处向外吐出矿石的黑洞。像一个不会水的孩子被扔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死海，恐惧自脚底袭来，悲伤从头顶覆盖，失控的身体不断地沉下去又浮起来，所望之处是一片被绝望笼罩的迷茫。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颓废地在录像厅里，像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我将躯体暂时寄放在录像厅里，等着被命运里的曙光领走。记忆中有些暖意是在录像厅和那些香港言情武打片，那是一些薄荷和吗啡，给当时凄惶的心带来了一丝清凉和麻醉。在我现在看来，那时的港片有着一种时代小叛逆们的集体烙印，最接近青春期成长的本质，充满了暴力、堕落、希望和绝望，现实的落差感让迷惘的青春对现实之外的东西心驰神往。那时的录像厅比现在的电影院要安静，易拉罐总是在剧情高潮时“嘭”地响起。我痴迷于周润发的《英雄本色》，幻想自己能成为生活里的“小马哥”，要是录像厅连续地放，我就会连续地看。有那么两三天我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荧白的光跳动在身体里，录像带哒哒地转动声中释放出一股怪味，那是身体发育的气味，也是梦想被现实挤压碎裂的声音。我喜欢那二十寸荧屏里带着拽音的异域传来的“我靠，我操”的粗俗，“我马子”是当时听到的最为动人的对女友的称谓，真的让人心颤又心碎。现在的人越来越客气，讲话也越来越精致文明了，但这些文明精致的语言永远不能击倒任何人的心灵。在录像厅里，我师兄龙飞跟我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黑社会老大，有钱后把矿里行政楼里那几个有姿色的女子统统给睡了。他是在连续看完三场录像对老板喊了一句“换片”后跟我说这句话的，我开玩笑让他给我留个档次低点的。他比我早到矿上三年，俨然一副大哥的模样，我们都叫他龙哥，他的身后常跟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兄弟。他总是喜欢用摩丝把头发都收集到脑后，然后穿一件藏青色的毛呢大衣去矿里，扣子故意敞开，风一吹，后摆飘起来，像一只蓄势待飞的大鸟。

　　有一次，我去录像厅，遭到几个混混的纠缠，剑拔弩张之际，龙哥的黑披风出现，以他在矿里一带呼呼作响的影响力，化解了一场荷尔蒙过剩的无聊撕扯。想起录像厅的事，我不得不专门写上他一笔。他是因为父亲在一次井下塌方事故中被掩埋顶替父亲名额来矿里的，他人生的辉煌顶峰是一个人对阵坑口的二十位壮汉，直到对方老大抱拳拱手叫停。1992年我调出矿里，他还在坑口，1996年坑口进入破产程序，他买断后回了老家，后来便没了消息。

　　有时夜里下班，在暗处时不时的看到一对对贴在一起的身影，听到有人走来，立即鬼鬼祟祟地分开，等人走去立即又缠在一起继续他们甜蜜的事业。单身楼里住的矿工年龄参差不齐，年长的四十岁有余，年轻的二十岁不足。一些结过婚的单职工家属来矿里住，同宿舍的工友只好挤到别的宿舍去。这些伪单身职工，矿里没资格分到房子，就把宿舍作为他们的临时洞房，有的为了每夜都享受鱼水之欢甚至长期盘踞下去。单身楼住房日趋紧张，后勤科就来清理，矿工和后勤科长打游击，往往是科长刚清理了这屋，那屋又将简易的雀巢复合在了一起。有了女人的宿舍就是一个家，有了家就有了工友喝酒的地方。白天从山上采的山蘑打的野鸡让女人炖了下酒，晚上也常熄了楼道里的灯，耳朵贴在有故事演绎的房间门上偷听真刀真枪的激情戏，高潮部分往往是第二天井下一整天黑暗生活里的精神快餐。中午去食堂打饭，路上经常会听到广播站的喇叭里播放一首声嘶力竭的歌曲，印象中只有两句歌词“圣女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她”。然后，是一遍又一遍无望的重复，像是嗓子被耗尽了水分的绝望的干嚎。矿工真实的生活并不是夜幕降临时，行政楼前小广场上工会组织的职工舞会，捏着女职工的手在原地转圈，荡出的小漩涡并不能滋润我们麻木干渴的身体，四块石头夹块肉死亡的恐惧感是井下工人永远的致命伤。井下潮冷的黑暗侵入我们的血液，赌博，偷情，醉酒，打架成为身体里的子弹，射向比心灵更深处的空虚。由于是三班倒，宿舍里每个时间段都有人在睡觉或谈论女人。想象中的女人往往具有大众性，相当于现在的大众情人，可以供大家分享而不发生口水，那是一道百吃不厌的菜，每个人都可以伸筷子取一口，然后品头论足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