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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冯至先生(1)

2020-05-20 11:21阅读数() 加入收藏

  对我来说,真像是晴空一声霹雳:冯至先生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

  要说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也不是的。他毕竟已是达到了米寿高龄的人了。但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以前,我去看他。我看他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心中暗暗欣慰。他告诉我说,他不大喜欢有一些人去拜访他,但我是例外。他再三想把我留住,情真意切,见于辞色*。可是我还有别的事,下了狠心辞别。我同他约好,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接他到燕园里住上几天,会一会老朋友,在园子里漫游一番,赏一赏他似曾相识的花草树木。我哪里会想到,这是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的最后一次谈话。如果我当时意识到的话,就是天大的事,我也会推掉的,陪他谈上几个小时。可是我离开了他。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晚了,晚了,悔之晚矣!我将抱恨终天了!

  我认识冯至先生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经成了历史。他长我六岁,我们不可能是同学,因此在国内没有见过面。当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因此在国外也没有能见面。但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抒情诗,对那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我无限向往,无比喜爱。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始终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因此,对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我真是心仪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了面。这时,我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冯先生在西语系,两系的办公室挨着,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在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楼,而是中德学会所在地,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虽无曲径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门也自有奇趣。院子很深,“庭院深深深几许”,把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寺,一走进来,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冯至先生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在这里开过许多次会。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人,比如毕华德、张星烺、袁同礼、向达等等,现在都已作古。但是,对这一段时间的回忆,却永远不会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助庆的鞭炮。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或者修正。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只要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呆在哪里,都无亏大节。爱国无分先后,革命不计迟早。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之,在这考验的关头,冯至先生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许许多多的教授都留下来了。我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跟着来的是长达四十年的漫长的开会时期。记得五十年代在一次会上,周扬同志笑着对我们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冯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他们二位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他们的苦笑中也可以体会出一点苦味,难道不是这样吗?

  幸乎?不幸乎?他们两位的话并没有错,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联在一起。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解放这一个时势,不久就把冯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样一来,我们俩都成了“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都成了奔走于国内外的开会的“英雄”。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别人打交道。我看,冯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他根本不是一个交际家。如果他真正乐此不疲的话,他就不会套用李后主的词来说“怪话”。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开会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解放后###结社,名目繁多。什么这学会,那协会;这理事会,那委员会;这人民代表大会,那政治协商会议,种种称号,不一而足。冯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会活动家”,那就必须“活动”。又因为我们两个的行当有点接近,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又有点相似,因此就经常“活动”到一起来了。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冯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会活动家”的话,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减少百分之###十,我们的友谊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会多”。

关键词: 哭冯至先生(1) 季羡林 季羡林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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