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端午节到来，家家包粽子、人人吃棕子，无处不弥漫着粽子的芳香。
粽子之所以受到人们如此青睐，不容置疑与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有关。当每年端午节吃上青香四溢、美味可口的粽子的时候，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一段苦涩而无奈的往事，它像我身上因劳作而留下的一道道疤痕一样，让我无法忘怀。
事情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年端午节的前一天，跟平常一样，我和老婆很晚从田里收工回来，吃完饭夜里8点多了，我们商量好去皮家垸打(摘)芦苇叶，明日赶早上街卖给别人包粽子，弄点钱补贴家用。那年月实在太穷了，两口子拼死拼活做，年底不仅分不到钱，队里还逼我们还超支款。上年队里有人打芦苇叶卖了十几块钱，个个羡慕得不得了，我们也想去试试。
皮家垸是一个方圆几公里的浅湖，湖里长满了绿油油的芦苇，它离我们家很近，只有二三公里路。每年初夏，枯黄的芦苇就焕发出勃勃生机，无数的小芦笋穿过枯枝败叶，从腐烂的根部拱出了水面，露出了白白嫩嫩的笋尖，清淩凌的湖水一夜之间变成白茫茫的了。很快地，白嫩的笋尖又变成了翠绿的芦杆，芦杆一个劲地向上窜，一尺、二尺、一米、二米……随着气温一天天升高，一天一个样，几天工夫芦杆上就长满了一巴掌多宽的大芦叶了，它们像一把把莹光闪闪的宝剑斜插在芦杆上。
芦叶乍看像竹叶，但竹叶没有这么长、这么宽，更没有这么绿。芦苇跟竹子一样有节，里面也是空的，只是芦杆很细，跟小指拇差不多，稍微用力一折就断了，但它却承载着比竹杆大得多的叶子，细细的芦杆从下至上全被向四周展开的叶子包围着，一根挨着一根，长得密密匝匝的。它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无论风吹雨打、水涨水落，不弯不折、不倒不伏。
那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比较黑，我们一人提着一个大篮子，赤着脚沿着曲折蜿蜒的田间小路来到湖边，借着朦胧的夜色，看见黑压压的芦苇一望无际，像黑色的海浪在翻腾。旷野的风很大，吹得芦苇沙沙沙地响，一阵又一阵，不知疲倦的青蛙在湖边的芦苇丛中“呱呱呱”叫着；不甘寂寞的蟋蟀也在路边的草丛中"蛐蛐蛐"的叫着，这些叫声平时听起来像战歌一样激烈昂扬，可是那天听了却像绝望的呼救声。回望来时的路，点点萤光如猫头鹰淡绿色的眼睛在暗夜里闪烁。不远处的一座村落还响起了野狗们的叫唤声。老婆说：“我好怕啊！”我打气说：“有什么好怕的，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弯下腰把裤脚用带子系紧，然后把上衣袖口的扣子扣好，防止蚂蝗、牛托、蛇及其它水中的害虫伤害我们，然后一起下水。刚开始水不深，只没齐膝盖，可是岸边的芦叶都被别人打了，只剩下小叶子了，我们只好向纵深前行。密密麻麻的芦苇挡住了去路，我们用手小心翼翼地把挡在前面的芦苇扒开，从缝隙里慢慢向前走。脚下是淤泥，水越来越深，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水没齐大腿了，还是没有看见大点的芦叶，我们只好继续向前走，水没齐腰了，我们还在继续向前走，终于看见叶子宽大的芦苇了，正准备伸手去打，忽然一条长长的细细的圆圆的东西飞速向我们游来，“啊！蛇！”老婆惊叫一声，紧忙向我靠拢，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浑身发抖，我安慰她说：“不怕，不怕，深水里没有毒蛇，都是水蛇，水蛇没毒，不咬人，再说我们穿的长褂长裤，它也咬不着我们。”等她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了才开始打叶，每次打得用手掌捏不住了再把它放在篮子里。我们边打边走，打一会换一个地方，天越来越黑了，二个人互相看不见对方，只听得见啪啪啪打芦叶的声音。大约一个多小时，两个篮子打满了，我们才一前一后紧紧地跟着慢慢地往岸边走。
好不容易爬上岸来，这才松了一口气，二个人浑身湿漉漉的，比落汤鸡还要狼狈。这时，天更黑了，天空像一口倒扣在大地上的铁锅，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分不清天和地了。田间小路也变得异常模糊，跟路边的稻田都变成了黑色，每走一步都要踏稳之后再迈第二步，不然会跌进稻田里。我和老婆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摸回了家，放下篮子马上换衣服，换了衣服又去烧开水。芦叶必须煮熟了才能包粽子，如果不煮熟，芦叶很容易破裂。
烧了一大锅开水，分好几次才把芦叶煮好，这还没完，还要每五片一扎把它们全部扎起来，再整整齐齐放在篮子里等天亮了好去卖。所有的事情利索之后，鸡叫三遍了，天已蒙蒙亮了。“休息一会吧。”我对老婆说。“不能休息了，我要上街去了，赶早卖了还要出工。”老婆边说边提着装满粽叶的篮子走了，我实在困得不行，躺在竹床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把我从甜睡中惊醒，继而有人高喊：“抓小偷！抓小偷！帮我拦住他们！”我一咕碌从竹床上爬起来，走到门外，这时天已大亮了，只见十几个男男女女赤着脚呼啦啦从我家门前跑过去，几个穿着皮鞋的工作人员在后面紧追，跑在最前面的两个人我认识，其中一个是公社的特派员贾大峰，一个是公社食堂的伙夫胡大举。这二个人平常狐假虎威、仗势欺人，老百姓深恶痛绝，人们把他们二个和公社副主任袁大成并称该公社“三大脑壳”，意思是这三个人装了一脑袋坏水。只见贾大头一面挥手一面继续高喊：“拦着他们！他们是小偷！”街上走出来不少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人去拦的，人们心里明镜似的，都知道抓的是“搞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故意喊抓小偷，好鼓动人们帮他们抓人，这套把戏巳演过无数次了。那帮赤脚大仙也跑得真快，一下子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贾大头为首的一帮人平时少锻炼，油水又足，肥头大耳，追了一阵就败下阵，个个气喘呼呼的，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担心老婆的安危，急忙向街市场走去。那年月，这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经常发生，半个月前老婆提着七八个鸡蛋拿去街市卖，突然割尾巴的人来了，老婆眼头亮、跑得早，把几个鸡蛋保住了，大部分卖东西的只跑了人东西来不及带走，都留在了菜市场，被“三大脑壳”当战利品给收走了。
我快步来到菜市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地上一片狼籍，破裂的鸡蛋、紫红的汗菜、白花花的藕稍等扔了一地，最多的是粽叶，撒得屋檐下、大街上满地都是。“三大脑壳”一来，卖东西的人就像跑兵荒一样，只顾要命哪管其它，这时公社副主任袁大头正在耀武扬威地指挥几个人在打扫战场。
我没有看见老婆，我想她不会像上次那么幸运吧，等我回到家她已回来了，哭着对我说:“割尾巴的干部来得太突然了，我只好匆忙躲在人家屋里，粽叶全部丢在街上了，连篮子也没来得及拿走啊！”我安慰她说：“破财免灾，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老婆仍惋惜地说:“我们忙了一夜，要卖十几块钱呢，一下全没了。”我说：“只要人在，什么都会有的，如果把你抓去办学习班，那更惨啊！”
那一年端午节，我们一家人没有吃粽子；唯有那一年的端午节，我们一家人没有吃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