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文学的现场，重塑实际的尊严

一　　从“五四”开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新文学”基本都是理论先行的，文学理论深深介入到了“新文学”品格的塑造，并支撑了文学批评。　　所谓的“新文学”，同时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文学文本形态，二是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三是新的文学理论观念。其中，新的文学理论观念不仅是核心，而且是先导。新文学是被设计出来的，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被设计与调整的过程。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一个批评家的批评立场，乃至于一个文学流派的整体文学倾向，往往与其信奉的文学理念密切相关。而某个文学流派与作家的突然转向，如前后期的创造社、抗战开始前后的老舍、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丁玲，都与其文学理念的改变直接相关。“新时期”文学，更是在观念更新、理论引领的情况下展开的。“新文学”的成就与这种理论先行的状态有关，其问题也与这种状态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说文学理论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新文学”的灵魂与核心，是塑造“新文学”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一点也不夸张。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理论不仅对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作为一种人文思潮，在整个社会思想中起到了核心与引领的作用。这种状况的形成，既与时代的特殊政治思想环境有关，也与理论家将文学问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思考，并试图通过文学问题的思考介入社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努力有关。文学理论家，许多人也往往同时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　　二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本身从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中心退出，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因此被边缘化；另一方面，高校为文学理论学者提供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生存空间，文学理论学者不用追求社会的影响力，也不用考虑对作家与批评家的影响力，只要按照现行高校学术体制所认可的学术规则从事研究与写作，照样可以获得成就感与丰厚的现实利益。这一学术体制要求的是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与层次、项目的数量与层次，以及同行专家间的相互认可。这种学术体制及其所设定的评价指标，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理论界的日趋学院化，文学理论研究者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缺乏与批评家、作家以及当下的文艺作品、文学现实对话的兴趣与动力。　　当理论界自身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之后，事实上不仅让出了其原先所占据的社会思想文化的中心地位，而且对作家、批评家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中国当下的现实是，许多作家对批评家的批评不以为然，对文学理论界的情况与理论界讨论的话题就更加感到隔膜、更加漠视。与此同时，批评家对文学理论界的话题也缺乏兴趣，认为理论对于批评而言可有可无。这种情况，使得理论家们在作家与批评家面前自信心大受影响。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大谈后现代、文化研究、性别政治等等，然而，当谈到当下的文学现象时，却越来越不自信，许多时候，其实是在对作家与批评家加以附和，不敢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发出不同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声音。　　文学理论被边缘化，还与理论话语陈旧，无法解释急剧变化的文艺现实有关。日趋学院化的理论界，表面上看十分活跃，讨论的话题也不断转化，日新月异，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性别政治到后殖民主义，从文化研究到生态批评。然而，从世界理论格局看，这些话题多是引进与翻炒别人的，不仅与中国自身的现实关联度不大，而且也并非是独创性的、真正前沿性的话题。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现实语境的变化与文艺状况的变化都是十分惊人的。国外的文论界已经有一种无法跟上现实变化步伐的感觉，靠翻炒国外已经产生的话题、与中国自身的现实越来越隔膜的中国文论界，就越发面临着理论话语陈旧、无法解释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文艺现实的窘境。　　三　　然而，从文学生态平衡的角度讲，理论缺席的创作与批评，不可能是健康的创作与批评，对理论的忽视与漠视，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当前，文艺批评领域有一种风尚，那就是常常把其探索的触角伸向艺术家最为私密的个人生活领域，计较与争论的多是类似于“沈从文的师生恋是否像传说中的那样美好幸福”、“徐志摩除自己的妻子外还与哪些女人有过婚外情”这样的话题。通过这种“去魅”与“还原”，得出的是类似于“胡适发动白话文学革命只是出于哗众取宠的动机”、“鲁迅在为人处世上过于敏感与记仇”这样的结论。这种以强调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批评倾向，实际上与批评界对理论的拒绝是直接相关的，它导致的往往是批评的解构化、庸俗化、娱乐化。　　在当前的批评界，“去”“非”主义话语盛行：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去中心化、去中国化、非意识形态化、非虚构等等说法不一而足。其中有些说法也许是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些具体问题提出来的，仔细听一听他们所讲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作为一种文艺现象的命名，这些词语不仅是不准确的，甚至根本就是违背文艺理论常识的，很容易产生误解。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就更加容易引起误导。在具体的批评话语中，术语与概念使用的随意，逻辑的混乱与离奇，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顾此失彼、漏洞明显的判断，已经到了十分泛滥的程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批评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理论训练，理论知识与素养缺乏，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话语与理论思维方式，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比如，批评界所谈论的去历史化问题。我们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确存在以重写历史的方式对原先固有的历史叙述进行解构，以主观化的视角对外在的历史进行重构，以性别化、家族化、地域化的“小历史”视角消解民族、国家、启蒙、革命等“大历史”的写作倾向。但是，且不说当这种倾向成为文学写作的潮流时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只就把这些倾向直接命名为“去历史化”写作，就十分令人疑惑。因为即使在这种写作中，历史也并没有缺席，而且仍然是作家关注、思考的重心。　　在物理学界，能量守恒定律被发现之后，曾经十分迷人的制造“永动机”的想法便成为笑谈。在文学界，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实际上也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然而，当有人提出去历史化、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等主张的时候，仍然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应和，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这反映出在批评家的意识中文学理论常识的严重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