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大人民群众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主人翁意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业精神、创新意志和创优品格，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共建共享中实现共富；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倡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新性劳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付出、人人担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劳动光荣、劳动幸福的氛围，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真正形成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在共建共享中实现共富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原文链接：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由于自然概念在辨别治疗与增强时模糊而抽象，脆弱性作为自然的一个面向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视角。一方面，脆弱性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它提醒人们关注技术带来的更大风险，曾经技术理性导向美好生活的迷信，在现代生活的更多悲剧和不确定性中开始被质疑。脆弱性有一种平衡的力量，在反思技术理性的同时思考人类自我保护和自我提升的限度。

脆弱性将人们过好生活的基本能力拉入伦理视野，也从有质量、有体面的意义上划出生活之善的底线。增强技术不是要对所有身体机能妄加增强，而是要保证人们抵抗脆弱的基本能力得到提升，因而脆弱性回答了增强技术应该首先应用于生活的哪个领域。增强技术不仅在医学伦理的规则意义上被运用，通过对脆弱性的描述可知，在共同体中人们抵抗脆弱性的能力是有层级差异的，因而脆弱性也回答了增强技术应在哪些人群中优先使用。

原文链接：正视脆弱性：让增强技术承载生活之善

道德形而下学在尊重绝对命令的前提下，立足人的脆弱性，注重特殊性和个体性的伦理诉求。如果说绝对命令是道德形而上学的价值基础，那么祛弱权也许构成了道德形而下学的价值基础。任何人都不能始终处于坚韧性状态，都不可避免地时刻处于脆弱性状态，即每个人都是脆弱性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祛除普遍的脆弱性的价值诉求在道德实践中就转化为具有规范性意义的祛弱权。具体而言，祛弱权包括消极祛弱权、积极祛弱权和主动祛弱权三个层面。

消极祛弱权是指权利主体要求客体（如国家、社会组织、科学家、医学专家等）不得侵害其人之为人的人格完整性的防御性权利。积极祛弱权是指权利主体要求客体积极主动地帮助其克服脆弱性的权利，主要包括主体的生存保障、健康等方面的权利。主动祛弱权是指权利主体自觉主动地参与祛除自身脆弱性，并主动要求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权利，如增强体质、保健营养、预防疾病、控制遗传疾病等权利。

原文链接：作为道德形而下学价值基础的祛弱权

“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篇》，其基本含义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应该仅仅只是一种可供使用的器具。教师，同样面临着“道”与“器”的矛盾关系问题。教育教学工作处处体现着无形的“道”和有形的“器”。教育理念、教育原则、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规律等，就是教育之“道”；而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实施的各种措施、采取的各种方法、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等，都属于教育的“器”。教师要发展提升，就必须懂“道”识“道”，以“道”引领方向，以“道”指导行为，使“器”始终合乎“道”之要求。只是追求形式之“器”，教育就永难上“道”。

原文链接：从“君子不器”看教师发展

近年来，脆弱性概念越来越受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关注。不过，在伦理思想史上，脆弱性并未被视为一个核心概念。主流的伦理学理论更愿意凸显人的坚韧性，强调只有理性和自主这样的特征才能彰显人类的尊严和崇高。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被描述为一个不断战胜脆弱性的“祛弱”过程。但需要正视的是，人类是脆弱的和有依赖性的，个体生命的维系离不开他人的帮助。理性能力的发展、幸福的促进、道德的实现更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我们处于彼此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被生存于其中的共同体所规定。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体验到脆弱性带来的无助、恐慌甚至绝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弱者”。这种普遍持存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赖性构成了共济原则的基础，它要求我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出发，通过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氛围和正义的制度框架来应对人类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