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江湖

关于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人们总是有很多话要说。归结起来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诗歌要为时代发声；二是诗歌不属于任何时代，它只属于艺术本身。这两种意见各执一端，针锋相对，但从另一角度看，它们恰恰各自说出了诗歌与时代之关系的不同维度。　　德国思想家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说法把诗的政治性推向了极端。诗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隔膜，当现实变得残酷时，诗意的美妙和言辞的优雅非但不能对抗现实，反而因成为残酷现实的粉饰，而被阿多诺视作“野蛮”的同谋。从现实的立场出发，阿多诺发现了诗歌的无用性。然而问题在于，在中国，“文革”后期，不但有诗歌，而且，写诗的人还越来越多。这一时期的诗歌基本上以“手抄本”形式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诗歌显示出强大的政治批判性和道德勇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终结“文革”的激越前奏。这一阶段的诗歌形态，印证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兴观群怨”的多功能特性。从这一诗学观念出发，可见阿多诺的诗学的褊狭，或者可以说，他所说的“诗”是一种有限定的特指。但阿多诺诗学以其片面的深刻，揭示了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的确，诗在与暴虐现实对抗过程中，习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野蛮”特质，北岛的激昂、多多的尖刻、杨炼的喧嚣，都是这种“野蛮性”的见证。即便是舒婷式的甜腻和轻柔，也或多或少可以反衬出一个时代的冷漠和残酷。这种“野蛮性”却是必要的。诗歌以自身的野蛮，对抗野蛮的政治。　　与诗歌的这种荒诞处境相适应的是诗人们的生存状况。自“文革”后期起，诗人就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仿佛某种秘密教团的教徒一样，依靠信念结成众多的小团体，他们彼此之间通过一些鲜为人知的管道，传播着诗的福音。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整个1980年代。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青春岁月。整个1980年代是诗歌的“江湖时代”。诗人们似乎拥有了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特权，至少他们自认为是这样。诗歌之于青年学生，就好比《国际歌》之于无产阶级。一个有诗才的青年，不管他来到哪个校园，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故土，——他都可以凭一摞子诗稿和发昏的谵语，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无论写作风格如何，也不管派别怎样，只要呈上自己的诗作，报上某个诗人的大名，以及一个还不错的酒量，就可以在任何一个诗歌团体中混吃混喝，直至集体断粮。　　诗人们放浪形骸，好像浪迹江湖的游方僧。崔健的《假行僧》多少唱出了这个时代的诗人和歌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这些介乎骗子与天才之间、形迹可疑的人，他们表情痛苦，这些痛苦半真半假，或者弄假成真，但很少为了物质和日常生活。庸俗的事物在诗歌的王国里没有任何地位，即使偶尔声称“做物质的短暂情人”和“关心粮食和蔬菜”，那不过是一种故作姿态。在公有制条件下，在一个匮乏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物质需要关心，所谓“诗人何为？”一类疑问，实在是一个自寻烦恼的难题。　　这一阶段诗歌的重要传播渠道，是他们自己创办的油印刊物，即所谓“民刊”。这一阶段可称作当代诗歌的“民刊时代”。用七拼八凑的纸张和劣质油墨印出来的诗刊，却承载着这个时代最华彩和最具活力的精神内容和语言奇观。而这些制作粗陋的刊物，常常遭遇被查抄的厄运。在贩毒尚不那么猖獗的年代里，诗歌的以地下和半地下状态，贩运精神的违禁品。　　他们有时也互相争吵，甚至斗殴，大多是因为诗歌和女人。而在酒过三巡之后，一切又恢复原样。诗歌、醇酒、美人，听上去一切都像是在传说当中，这些也是构成1980年代“文化神话”的要素。这个时代的诗歌把严肃和玩笑、圣徒式的虔敬和浪子式的放纵、锋芒毕露的现实批判和嬉笑怒骂的言辞嬉戏……统统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与其时代的文化氛围相呼应的奇异景观。风格和派系不同的团体之间的相互攻讦，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风气。为一些微小的名利，钩心斗角，把诗歌圈变成了名利场。这一切，预示了一个追名逐利、唯利是图的时代的到来。　　张闳，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兼所长，著有《声音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