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识日本人
现在，我逼近了日本。它已经就在我的下边……我的意思当然是──它已经就在我的视线下边。
从飞机上俯瞰日本，更准确他说──俯瞰东京，与从高空俯瞰任何一座城市没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块“溃疡”罢了。白天乘飞机抵达任何一座城市，无论国内的也罢，国外的也罢，如果你有兴致凑向小小的弦窗俯瞰，你除了能想像它们是地球上的一块“溃疡”，还会想像它们是别的什么吗？夜晚，肯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去年我出访马来西亚，飞机抵达首都吉隆坡。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灯光的“河流”。那显然是一条在夜晚也车流量稠密的公路。车灯仿佛一对对灯笼。等距离排列，一对连接一对。等速流动，似乎缓缓地引导着飞机的航向。夜间，一片灯光烂漫！什么别的轮廓和幢影都不存在，唯有一片灯光烂漫。如同你根本不是在接近一座城市，而是在接近一场规模无比盛大的秉烛狂欢。尽管听不到狂欢之声，但那时无声胜有声……东京是地球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之，其大其繁华当然非吉隆坡可比。但遗憾的是我所乘的是下午三点多抵达的班次。在阳光的照耀下，丛丛密布的建筑群，像是上帝在地球上摆过的一片多米诺骨牌。一片高矮不一的多米诺骨牌。一片没涂上鲜艳色彩的多米诺骨牌。一片骨质风化了的多米诺骨牌，我当然知道多米诺骨牌其实一般都是用木块制做的。我的意思是，从高空俯瞰，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人类都市的那些水泥建筑，尤其是那些未被反光物装饰过的“裸体”水泥建筑，使人感到是用被风化过了的骨头打磨成的……尽管我觉得自己正从高空向一片地球的“溃疡”降落，但我还是希望立刻就降落在那一片“溃疡”上。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理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何况我知道，真正迎接我的，将是一部份人类创造的大都市的繁华与文明……早在七月我面临一种选择──或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香港进行文学交流活动，或者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日期都确定在九月份。香港和日本，都是我未曾去过的。都想去。由于时间的冲突，我最后决定放弃去香港的机会。我心中竟产生一种强烈而又明确的意识──了解日本。了解这个曾经在半世纪前侵略并占领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民族。它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凶悍得难以彻底制服的，在“二战”结束以后不得不变得温良，委曲求全，却又时时刻刻企图一纵而起，重新跃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我将它比作红狼──那一种狼的异种，攻击性极强，有时居然胆敢围猎狮子，不将狮子咬死吃掉誓不罢休……然而我去日本之前接触过的日本人，却又是一些绝顶“温良恭俭让”的男人和女人。起码是一些彬彬有礼的男人和女人。有的甚至是堪称情感深长的男人和女人。我下面将我和他们的接触，一一介绍给读者：池田寿龟先生我和他相识于八六或八七年。当年他是中国外文局聘请的日文翻译专家。
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当年他大约六十六七岁，那么现在应该是七十四五岁的人了。
对我而言，的确是位日本老先生了。
我和他的相识，得感谢我们的“一位”中国同胞。却至今无缘与那“一位”中国同胞相识。而且以后也肯定无缘的了……十月里的某一天，我接到一次电话。对方女性。
“你是梁晓声？”我说正是。
“我怎么听着不像你的声音啊？”我问那么你又是谁呢？她说我装听不出她是谁。
我说我真的听不出她是谁。
她便说出了一个女人的爱称。当然便是专供男人们叫的，她自己的爱称。
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想不起她是谁。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懵懂地问我怎么了？她说：“你怎么可以不理我了呢？你打算从我的生活中如此消失么？”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啊！觉得无聊，将电话挂断了。
当年我住在北影院内十九号楼。那是最肮脏不堪的一幢筒子楼。只二楼有一部公用电话。谁感到电话铃吵耳，接了，便充当义务传呼员。一旦充当了，只有扯着嗓门儿喊。我放下电话还没走到家，电话铃又响了，又被义务传呼员扯着嗓门儿喊住……“你真是梁晓声么？”还是那位女性。
我说我真是。她认识的那梁晓声，肯定不是我。
她说没错儿，就是你。作家粱晓声不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只有一个么？她说粱晓声你休想抵赖！伪装声音是没有用的，否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办不到的！……她已经开始对我进行威胁了。
我第二次挂断电话，并嘱咐那充当义务传呼员的邻居，倘电话铃再响，接了还是个女的找我。放下不予理睬便是……翌日，我们北影文学部主任遇见我。唤住问我：“晓声，你是在友谊宾馆交上了一位女友么？”我说胡扯！那是冒名的我。
她就笑了。又说：“听来那是个难缠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冒名的。你自己妥善处理好。
她还给厂办打了电话，别让她继续滋扰下去就行……“文学部主任替我向厂办解释了，厂办也就没将这件事当成一件事儿。
下午我在家中写作时，一个陌生的女人来访了，三十多岁，高挑的身材，衣着颇时髦，形像也还看得过去的那一类女人。端正的高鼻梁上架一副银边眼镜，斯文又矜持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