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节
那个春天，我的计划是把自己弄成科长。由于这个念头很强烈，我走在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感到擦身而过的人一个个脸色严肃，行色匆匆，全是像我这样想当科长的人。
这使得我警惕起来。
当然这也许仅仅是庄子笔下的“鸱得腐鼠”的心理。鸱怕别人夺其腐鼠，故惊叫。不同的是，我尚处于目视“腐鼠”而无缘得之的阶段，所以只是暗自惊惶，并不敢出声惊叫。
读者诸君看到这里，一定会感到奇怪，你说的究竟是哪个时代的故事？是二十年代上海公司里的旧式职员？还是忙碌在当年英国写字楼里的所谓的精致的小人物？不过，我写的的确只是我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段经历，当时我从大学中文系分到某市局组织处已经五年，作为一名勤勤勉勉的职员，成天和灰尘蒙蒙的档案和无休无止的报表打着交道。
我个人对外界的一向漠不关心以及工作的多少有点封闭的性质，使我对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的变化一无所知。我全部的生活就是组织处那灯光有点暗的办公室。
当华灯初上，我结束了一天的伏案工作，揉着有点酸痛的眼睛，站在不断有一种讨厌的小虫子（是那种把自己装在奇怪的黑色的小袋子里的虫子）落下的法国梧桐树下，等着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把我带向这个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时，我就会感到一种惶恐。
时间的洪流正用我最不喜欢的东西越来越紧地把我裹起来，就像一条被污染了的河，用它那些发着怪味的泡沫包围着我，推着我向前走，而且丝毫没有一点改变的迹象，这实在令人沮丧。
我的焦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的。
我的要求不高，我只需要成为一个科长就行了。当上科长，就可以在下一轮分房中名次靠前，从那幢破旧的老楼里搬出来，甚至有可能在家里由单位装上一部电话；就可以在全局职工大会后留下来──因为局长老是这么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请各科室负责人以上的干部留下来；可以在女朋友面前扬眉吐气，不被骂作该死的小职员；就可以在工资表的数字上加上一小截；可以在同学或老朋友聚会时得到一点羡慕或恭维；可以不必装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听科长老蒋讲新闻；可以不必听同事张大姐每天一次的语重心长的教导……总之，生活就在这里分岔了，我就会踏上一条崭新的路。
对，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城市里的人可分为两种，当上科长的人和没当上科长的人。
所谓一个人的天花板恰恰就是另一个人的地板。
当上科长的人总之要少一些。他们是城市的幸运儿，他们拥有冬天里的阳光和夏天里的林荫。他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只要没被撤下来，他们甚至可以一直亮个通宵。
这就是城市的游戏规则。
我已经厌倦了小职员的生活，一直梦想作成为游戏的主人，现在，游戏有可能另一种方式开始，怎不叫时而我心花怒放，时而疑虑重重，像一个一输再输的赌棍，终于有了一次席卷而来的机会那样全神贯注，无暇他顾。
问题是，这一切还得干得更好更巧妙才行。我对自己的心计本来一直感到满意，现在，意识中的无数个轮子飞快地转动起来，满脑袋里充满了围绕着这个大念头的种种小主意，就像有一群久雨初晴的蜜峰，兴奋地四处乱飞。引导我在这个雨水味很浓的春天里四下诡诡崇崇地活动。
这样的忙碌一直持续到了五月的某个早晨，我从一个神秘的梦中醒来，睁着眼睛，瞪着有些陈旧的天花板，一只小蜘蛛正在天花板一角狡猾地织着就要完成的小网。
我看着看着，仿佛得到谁的许诺，感到一阵轻松，似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
第02节
这是一个早晨，我翻了一个身，准备再睡一会儿。
因为翻身，我的手在空中软软地划过一道弧线，在它重新落到床上的时候，碰到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似乎还有毛发。
这把我吓了一跳。
我脑袋里那些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片断轰的一声四散飞走。要是这时有人看见我的眼睛，他肯定会发现一对瞪圆了的球。
这是怎么回事，我旁边居然睡了一个人！我好不容易冷静下来，这才看清楚是一个女人，因为她的长发就随随便便放在我的枕头上，脸朝着另一边，好像她还在酣睡中，并发出快乐的磨牙声。
而且她肯定不是我的女朋友周可可，因为可可是一头短发，而且，就是周可可也从未在这里过夜。
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想起过去读过的一本书，那里面讲的外国官员在莫斯科经常遇到的一件事，就是清晨醒来，发现自己床上有一个陌生的苏联姑娘。书中说，这是克格勃的常用手段，目的是拍下一大堆照片或摄下录像，好让这些官员就范。据说，许多英武的军官既不愿从此听命于克格勃也不愿背着丑闻回国，只好拔枪自杀。其中只有一个小国家的国王是一个例外，据说，他看完克格勃提供的录相后，兴冲冲地问，可不可以拷贝一份给他带回去，让他的子民们看看，他们的国王是怎样征服俄罗斯姑娘的。
不过，我感到纳闷的是，我这样的小职员值得谁这么慷慨地牺牲一个姑娘么？我向四周看了看，并无什么镜头和闪光灯。
我想把身体支起来，看看是谁家的姑娘，她怎么敢就这样放肆地睡在我的床上，可是我的头却疼得像要裂开似的。这疼痛提醒了我，好象昨晚确实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