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赤脚医生向阳花，农村沃土把跟扎，千朵万朵红似火，革命路上谱彩霞。”这首赞颂农村赤脚医生的电影歌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很是流行，我小时候耳熟能详，而且自己会唱，对他们感到由衷的敬佩和发自肺腑地爱。尽管我早已离开农村生活30多年，也很少和他们再接触，但是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赤脚医生”就是现在的村医。过去农村上年岁的人尊称医生为“先生”，医生到家看病为“请先生”，普遍的称呼叫“大（dai)夫”。为什么村医又叫赤脚医生呢？原因就是为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严重问题，毛主席于1965年6月26日发表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全国上下立即响应“6.26指示”，大城市的一部分医务人员都下放到县以下医院、卫生院，县开办卫校，为农村抓紧培养了一大批扎根农村永远不走的乡村医生，在农村有病人就看病，没病人就参加生产劳动，仿佛是下田干活的农民，亦医亦农，故叫赤脚医生。除此，还普遍实行农村合作医疗，相当于今天的新农合，农民每年每人交10块钱，一般的病治疗就可自己不花钱，大病外出看病按比例报销，所以，农民很欢迎。为此，各村开办了诊所，方便就医。
这些赤脚医生，也就是俗话说的“土”医生，他们往往学习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病。如上述《赤脚医生之歌》中的唱词，他们学习针灸，“一根银针治百病”，学习中医的按摩、拔罐、刮痧等传统医疗手法，学习研究收集整理和实践大量的民间验方，自己采集熬制中草药，看病土洋结合。免费搞防疫，种天花痘等，用较少的钱治较多的病，且随叫随到，方便得很，服务态度好，根本不存在像现在看病贵、看病难、给“红包”的不良现象，他们真正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体现了人民的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群众很满意。
从我记事起到“文革”结束后的20多年间，我大队3000多口人先后有四位男性赤脚医生，三位能看病，一位是护士，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下放的老军医，都是本大队人，我和他们都有接触，有的也很了解。可以说，20岁之前，我有个头疼脑热大病小病都是他们给看好的，根本连公社卫生院都没去过，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一方农民身体健康的保护神，更是我敬佩的好村医。
先说邻村的李小三，人长得魁梧，爱打扮，像个白面书生。我刚认识他时30来岁，说起话来有点儿娘娘腔，服务态度很好，对病人和风细雨，人还勤快，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大队南部六、七个自然村唯有他一位医生，整天背着药箱，走东串西，从不迟懒。有的小孩儿怕打针，又哭又骂，他一点儿也不嫌烦，整天乐呵呵的，还首诊后自觉登门复诊，不让病号或家属请二趟，医疗技术也好，尤其是他扎银针是拿手戏，处处为病人着想，没钱也给治，医风很好。那个年代，疟疾病盛行，南方俗称打摆子，冷起来像筛糠一样，很难受，只要找到他看，一针两针扎下就好，怕扎针的吃两片奎宁片就好，人称“神医”他是疟疾病的克星。正因为他长得帅，医术好，后来被本村一位绰号“老少迷”的漂亮少妇看上，故意勾引他，十几次针灸后两人打的火热，也是他没把持好，正当他们在她家的床上相好时，被她年轻的丈夫逮着，闹得沸沸扬扬。俗话说，唾沫星子能淹倒人，伤风败俗毁了他的好名声，李小三灰溜溜地外出进修二年，不敢在家。后来学成归来，洗心革面，再行医也没听到人们的闲言碎语，只是大队办诊所时碍于以前的影响没请他当村医了，他边劳动边行医，是真正意义上的赤脚医生。
再说本村的李耀彬，小名趁意，1964年初中毕业后没再读高中，而是上县卫校两年，回来当上了赤脚医生。我家和他家老辈子都关系好，他哥是公社供销社会计，工作很吃香。我父亲是大队会计，也很被社员们高看，这一辈关系更好，又住前后排斜对过，仅隔一家邻居，所以，我家10来口人，谁有个头疼脑热，都少不了他跑前跑后，就像是自己的家庭医生一样方便。他同样长得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工作细心认真，待人诚恳，收费合理，口碑较好。只是平时不爱多言语，和李大庄的李小三相比，显得不活泼，不大胆，一般不敢扎银针，医术也没他高。不过。经过从医几年的实践，农村常见的感冒发烧等内外科、五官科、妇科都会看，成为了全科大夫，只是不精，后来进大队诊所当村医兼会计十来年。可以说，我家人年年都不少请他看病，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改革开放以后才干个体行医户，整天背着药箱，谁请给谁看，服务态度蛮好的。现在他已随两个在郑州工作的儿子享清福啦！
最让人佩服医术高明的是老军医王克飞，我认识他时已有50来岁。中等身材，赤红的脸膛，爱吸烟，经常夹烟的左手中指和食指被烟雾燎得发黄，不修边幅，冬天爱穿件军用绵羊毛大衣，有时还披着。而且爱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由于他主修内科，方圆三、二十里远近闻名，善于治疗疑难杂症，中西医兼治，以西医最见长。他原来是团级医院的主治大夫，为人耿直正派，医术高，脾气不太好，就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待罪了领导，加之家在农村，孩子多，负担重，养不起，响应毛主席号召，主动要求专业回家乡行医，为社员们看病。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他给我70多岁的老奶奶看病，有两次是他把老奶奶从死神那里给抢救过来，后来奶奶活到84岁才离世。正是因为有他这位名医坐诊，诊所里病人天天很多，墙上挂满了许多面褒扬他医术高明的锦旗，而那时只享受高工分，不拿工资，大队开伙，管吃而已。由于他的贡献大，大队到年终治给他一些适当的工分补助，也算是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吧！
最后再说一下男护士张长纪。他年长我一岁，高中毕业后因和大队长的女儿定了婚，就被另眼看待，没有像我等许多人初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而是靠着关系当上了诊所里赤脚医生，在当时，处了当大队干部外，那是最好的岗位，几乎不参加集体劳动，还拿高工分，大队又管吃住，又学到了一门技术，很受人尊敬。不像我们民办教师，“文革”初期被骂为“臭老九”，后期被人叫着“教圈子”，在大批“读书无用论”“读书做官论”的年代，被人家仍然看不起，因为星期天、寒暑假还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况且绝大部分没每月6元钱的工资。由于是同龄人，都有理想抱负，有共同语言，学校和大队诊所前后院，我经常去诊所不是看病，而是瞅他不忙时和他聊天。平时谈得很投机，过年我们还相互走动，俨然成为学校外我又交结的朋友。到了1977年冬恢复高考，我大队有20多人参加高考，次年春只有我俩同时被中专录取，他上的是信阳地区卫校检验科，我读的是汝南师范政语专业，虽然不是大学生，胜似今天的大学生，因为只要一入学，家里基本不用再花钱供应，毕业后更是“香饽饽”，响当当的吃商品粮，转行就是国家干部，就可穿皮鞋。现在，他已是我市中心血站的检验科科长。几年前我们相聚提起往事，他还感谢如果不是当赤脚医生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社会地位，就不会从医一辈子。我也感谢有当民办教师的经历，假如不当民办教师，我可能不会上师范，继而当国家干部，真是人生的命运使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