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学的日子
母亲是小学老师，小时候，我随她度过了一段乡村小学的日子。
学校是整个大队唯一的一所小学，七个自然村的孩子都在这所学校读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总共有近两百个学生，学校只有五位老师，除了校长王老师和她，其他三位都是从各个村里聘请的民办教师。
从石磨村出来，穿过一条土路，爬上一小段缓坡，就是学校的地盘了。长方形的一大块平地，是学校的操场，从操场中央穿过，登上青石板镶嵌的台阶，就是学校的教室了。教室全都是木头架子、瓦屋面，是个典型四合院，正对面那栋有两层，楼上是五年级的教室，楼下靠右边是校长的宿舍，宿舍有两间，里间是他的房间，外间是学校办公室，那个唯一可以看时间的吊钟就挂在外面这间房屋正对面的墙上。其余三面都是教室，妈妈带着我们四姊妹就住在左边教室最边上的角落里。
教室是用土坯建盖的，柱子和梁都是从山上砍来的大树的原料，黑板也是几块木板用钉子钉在一起，刷上村里的土漆，用两个支架墩在上面。课桌更是简单，宽一点的木板钉起来做桌，稍微窄一点的做凳子。每一套课桌可以坐四个人，一个教室有四个组，每组恰好四个人。四个人的凳子桌子都是连起来的，，只要一个在凳子上乱动，其他三人也别想写字。
农村学校的冬天好像特别冷，每天早上我和哥哥姐姐就得早早起床，把每个教室里的火塘点燃。有的时候，柴禾没有干透，我们得跪下去，对着火洞口用嘴吹，直到红苗高高串起，滚滚浓烟从教室的房顶上冒出，才能回家洗脸，洗过脸还得检查一遍，用棍子戳一下上面的碳，碳才会烧得彤红，学生们到学校的时候，浓烟已经散去，火塘里的火苗已经在跳跃了，教室里温暖了起来。
这个燃火的工作是我妈命令我们做的，整个冬天，无论天气多么寒冷、被子多么暖和，我妈一叫，我们就得急急忙忙起床。如果晚了，浓烟滚滚，教室里没法待人，如果太早，又白白浪费了煤炭。
学校的生活是从每天早晨的钟声开始的，伴着“当、当”的响，寂静的校园一下喧闹起来。当时的钟其实只是一块长长的铁，上面有个洞，用一根铁丝挂在学校正面高高的柱子上，敲钟的是一根钢筋，手拿的地方弯出一个柄。
我记得早操、自习和上课的钟声是有区别的，但是究竟敲几下，我已经忘了。总之，随着早操钟声敲响，大家排好队，围着操场跑步。干季的时候，没有水，老师还会带着我们到学校后面的海坝里跑，整个无水的季节，海坝里跑出了一个明显的大圈。由于人多，时间一长，海坝里的土就被我们踩得非常结实，用荒耙都挖不动。现在想起来，我们就像一条条围着海坝游动的鱼。
对父母的尊重在农村孩子眼里就是不可以叫自己爹妈的名字，甚至同音都不可以。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叫尹朝阳，高老师教音乐的时候，有一首歌里有一句歌词：红星映朝阳，映朝阳……唱到这句的时候，这个同学立马把嘴闭得紧紧的，高老师奇怪了，问了很多遍他就是不说话，最后一个邻居家的同学才举手说，老师，老师，他爹叫尹朝阳。下课后，几个老师聚在一起，把这件事当笑话讲，我听到后，记住了同学父亲的名字，却根本记不得这个同学叫什么。
父母的名字如此神圣，调皮的农村孩子也就经常喊别人父母的名字取乐，吵架的时候喊，开玩笑的时候也喊。有一次我妈上课，讲反义词，她说“上”的反义词是“下”，“高”的反义词是“低”，以此，“长”对“短”、“左”对“右”、“漂亮”对“丑陋”、“懒惰”对“勤劳”。下课后，我妈才回到屋里喝杯水的功夫，两个男生就打架了，原来有一个男生的妈妈名叫柴小左，另一个男生在教室里大叫，你们说，柴大右的反义词是什么？其他人齐声回答：柴小左，柴小左的儿子一拳上去，打得那个男生口鼻流血。
由于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到过，我们对课文的理解有些困难。记得有一篇课文是一个谜语：队里又添一头牛，不会吃草爱喝油，突突突突跑得快，耕起地来是能手。无论我妈怎么解释，我们就是瞪着一双眼睛傻乎乎看着她。直到有一天，生产队从公社上调来一辆拖拉机犁地，我妈急忙带着我们去看，我们才恍然大悟。说到拖拉机，村里赵奶奶还闹过一个笑话，那是拖拉机第一次到村里，一天就耕了快五十亩地，赵奶奶听说后，急忙从家里抱了一捆包谷杆，扭着她的小脚颠颠送去，开拖拉机的陈师傅说，老人家，它不吃草！赵奶奶问，不吃草么吃什么？陈师傅说，吃油。赵奶奶心疼，说，油么，唉，一年到头好容易宰头猪，食品组拿掉一半，剩不得多大点了。陈师傅笑得腰都弯了下去。
那个年代的乡村，什么都新鲜，什么都稀奇。讲到《电的用处大》那课，我妈给我们讲：电的用处大，水电站、火电站，都可以发电。我们问，发电干什么啊？我妈告诉我们，有电就可以点电灯，可以看电影，就不用点煤油灯了，人家城里现在都是这样。同学们回家后，总会把学校里老师讲的新鲜事告诉家长。有一个叫杨永厚的同学跟他妈说了这件事，他妈笑嘻嘻地对了一句，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我们这里是楼上楼下、摸七摸八。
乡村的课堂与城里不一样，老师管得不是很死，家离得近的学生甚至会带着弟弟妹妹来上学，有一个姓柴的女生，每天下午都是背着她一岁多的弟弟来上课，因为凳子是连在一起的，坐上去不方便，每堂课她都是背着弟弟，站着听。有时候弟弟哭了，她就悄悄跑出去，把弟弟哄乖才又进来。常常老师讲课的间隙，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小强，乖乖，听姐姐的话，不要哭了，晚上回去，姐姐给你搅稀饭吃，你再哭，老师不让姐姐读书了。她每天就这样站着听课，有时候弟弟睡着了，我妈会让她把弟弟放在长凳子上，用背兜盖好，让她歇一会。这个女孩后来听说考上了大学，当了老师，后来还到另一个乡镇中学做了校长。
中午放学的时候，离家近的同学回家吃饭，离家远的回不去，学校也没有食堂，早上上学的时候，他们会从家里带饭来。用一个饭盒装着，中午的时候，把饭盒放在火塘上热热就吃了。也有不少同学连饭都没有，用背箩背着一些洋芋，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放在火塘里闷着，一放学，将洋芋丢进背箩，使劲摇，把表皮的灰摇掉，再用一块小竹片仔细刮干净，就吃了。条件好一点的，会带一点包谷面和豆面做的酱，蘸着吃。我记得，同学们的嘴常常黑乎乎的，手也很脏，冬天的时候，满手的血裂子。
有一年我妈忙不过来，把我送到城里给爸爸带。在城里读了一年的书回到乡下，我成了全校学生羡慕的对象，没事的时候，他们都爱围着我，听我讲城里的事。我告诉他们，城里不点煤油灯，点电灯，点灯不用火柴，用一根绳子一拉就来电了，可亮可亮了。我告诉他们，城里有自来水，在水管上一扭开关，水就会哗啦啦地淌下来，把嘴凑上去就可以痛痛快快喝个够。城里还有洗澡堂，可以舒舒服服洗个够。我告诉他们，城里有电影，我看过《红孩子》、《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等等，说到这里，我会骄傲地唱几句：红星闪闪，放光芒……上课的钟声常常在我夸夸其谈的时候不识时务地敲响，我们奔进教室，从两张课桌中间轻轻地跳进去，听陆老师讲1+1=2，2+2=4的时候，我的心就会飘到城里，想着城里那些有趣的新鲜事，回头看看同学们，他们也同我一样，一脸的向往。
每天放学的时候，夕阳染红了大地，海坝中间的那条河金光闪闪，就像有许许多多的鱼在游来游去，同学们追着霞光一路打闹着回家。学校一下安静下来，如同一个饶舌的孩子被妈妈呵斥以后突然闭上了嘴，再也没有声响。我呆呆坐在门前，双手杵着下巴想，要是我们一家都能到城里，过那种不用挑水、砍柴的日子，该有多好啊！
好容易放了署假，我妈又要到城里学习，只带着弟弟去，哥哥、姐姐和我依然留在学校，自己过日子。我们依然每天背水、砍柴，有时候我们会去河里洗衣服被子，我们光着脚，把被子放进河里漂，一阵风过来，被子被吹成一个大鼓包，按都按不下去。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涨满了自由。
开学了，学校又热闹起来，同学们都会穿得干干净净，偶尔有人添了新衣裳，是那种自家织的麻布衣裳，织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颜色，白黄白黄的，在农村太不经脏，多数女人会用青壳核桃的青皮煮成水，把衣裳染得黑黄黑黄的，这种颜色一年不洗也看不出。脚上的布鞋是千层底的，男生的是黑色、蓝色的剪子口，女生是红色、绿色的方口，这种鞋子好穿，也耐穿，就是下雨的时候鞋底容易湿，湿了以后很难晒干。如果连天的雨，就得放在火塘边烤，不然新鞋子也会生霉捂烂。同学们用的书包也是白色的麻布做的，挑上一些花，也有一些勤快的妈妈们用碎布拼成各种花样，看上去很漂亮。书包的带子都做得宽宽的，背着一点都不累。也有些同学家里穷，根本没有书包，我见过尹家大坡的一个同学，每天用一个纸盒装上书端着来上学。
多数同学读书很用心，他们知道要走出这个大山，读书是唯一的一条路。他们从课本里，对外面世界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憧憬，对那些稀奇古怪的新鲜事充满了向往。
这所由庙改建而成的小学，安安静静坐落在石磨村的坟塘边，坐落在我的心里，虽然简陋，却给了我们一生的启迪和记忆。
而我，三十多年后，再也找不见它。
二、姑奶奶
姑奶奶到姑爷爷家做童养媳的时候才6岁，个子很小，三寸金莲，脸盘子圆圆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让人想笑。两家是老亲，姑奶奶是她婆婆家那边的亲戚，两家都是地主，也算门当户对。
婆婆在世的时候，姑奶奶在姑爷爷家日子还算好过，吃得饱穿得暖。婆婆会教她用笋叶纳鞋底、用旧布绣鞋垫，用麻杆抽丝纺线做麻布衣裳，也会教她洗衣做饭。做的最多的还是带弟弟妹妹，姑爷爷是家里老二，下面的弟弟妹妹几乎都是在她背上长大的。姑奶奶说，她其实是当丫鬟使的，在家里没有地位，弟弟妹妹的名字也是不准她随便叫的，通常都是叫小哥、小姐。不知道是遗传还是营养不足，或者是干活累伤了，姑奶奶的个子后来再也没有长高。
姑奶奶做童养媳的时候，姑爷爷已经上学，高小毕业又住校去了，对这个童养媳也没有什么主张。初中毕业那年，姑奶奶十六七岁左右，家里就做主帮他们磕头，圆了房。
姑奶奶二十岁左右，娘家开始败落，疼爱她的婆婆也病故了。姑爷爷成了地下党员，在宣威宝山一代，一边做教员，一边做地下工作，几乎不回家。姑奶奶的日子开始艰难，在家里的地位更加像个丫头，常常被大伯、大嫂欺负。她带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吃穿都得看人脸色，更没有多余的钱供两个姑娘读书，最小的儿子，因为要延续家族香火，书倒是读了，但是8岁那年，忽然得肺病死了。加入党组织的姑爷爷，行踪不定，走南闯北，儿子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解放后，姑爷爷在另外一个县做了官。那一年，个子高大、仪表堂堂的姑爷爷终于回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同样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上别着一只钢笔的律师。做了官的姑爷爷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尤其是一字不识、个头矮小，根本没法交流的姑奶奶，所以带着律师打官司离婚来了。不知道那场官司怎么打的？也不知道生性柔弱的姑奶奶怎么应付的？反正后来婚是没有离成。只是那一场官司成了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聊头，因为在村里，甚至县里，姑爷爷是第一个请律师的人。多年以后，姑爷爷得肠癌死去，姑奶奶说，在法庭上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一直流眼泪。
姑爷爷没当了几年官，遇上了派性斗争，被划为“右派”，与当时的县委书记一起送到劳改农场劳改。右派帽子摘掉以后，姑爷爷恢复工作，到贸易公司当书记，就再也没有提过离婚，还把姑奶奶接到县里一起过日子。他们的两个女儿已经嫁给了当地的农民，有了五六个孩子，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
为了表示对女儿的歉疚，也为了弥补老年生活的空虚，他们曾经带了个外孙来县里，但无论怎样用心看管，那孩子就是不愿读书。初中毕业就工作了，后来厂里改制买断工龄下岗回老家种地去了。
年老的姑奶奶与姑爷爷相依为命，姑奶奶把全部心思放在姑爷爷身上，伺候得妥妥帖帖。离休在家的姑爷爷重新练起了书法，连同几个退休在家的老年人创办了老年书法大学，教书法、写碑文，逢年过节单位来慰问的时候，他会写上几个大字，偶尔还会拉拉二胡，哼几句唱腔。每到这个时候，姑奶奶总是静静站在一旁，续水、铺纸、拿笔，配合得天衣无缝，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曾经闹过离婚。
姑爷爷得直肠癌死后，姑奶奶很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慢慢得了老年痴呆症，一次次走失，一次次被人送回来。我还接到他们家邻居的电话去找过几次。有一次，姑奶奶交电费出来走错了方向，摔进路旁的排水沟里，把胳膊摔断，送进医院医好后被她的女婿接回了老家。
她死的头一年，我去看她，她已经认不出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