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时候，我师范毕业被分到一个县城初中任教。因为是这个小地方的末流中学，校风比较乱有很多成绩一塌糊涂、父母又管教不了的孩子。他们上学的目的就是来混个毕业证，不至于这么小就到街上去当无业游民。由于我教副科，不做班主任加上学校那样的状况，我变得颓废、失望，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一点责任心。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上班纯粹是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改作业，耳朵里塞着随身听的耳机，放着疯狂的摇滚。所以外面有人敲窗户敲了很久我才发觉。我做了个手势让他进来，他从窗户绕到门口的时候表情有些窘迫。我扯下了耳机认真一看，可能是走了很远的山路他的破布鞋上全是泥。他穿着一件很旧的对襟小袄，袖子还磨跛了，看得见里面灰白色的棉花。
他站在门口说：“老师，俺是三一班孙耀强他爹，到城里来办事儿顺便给他送生活费。他在上课，我就不进教室了同学们会笑话.......”
我示意他进来，他看了看自己的脚神情拘谨地走过来：“麻烦你了，老师。”他边说边有点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从口袋里掏钱，这是一百块，你数数。”
他说着，自己抖开手绢当着我的面数起来。那都是一元两元的票子，皱皱巴巴地叠在一起。我又塞上耳机，没有看他数。他数了好一阵，忽然说：“不对吧我记得是一百块的怎么只剩下九十五块了？”。
我扯掉耳机说：“钱丢了？”他有些局促地笑笑：“可能是他妈拿去了。算了，九十五就九十五吧，麻烦你交给孙耀强。”
我说好，接进钱看都不看就塞进口袋里。他千恩万谢地离开了。下一节正好是三一班的生物课，我到孝定时在去大声问：“谁是孙耀强？”
一个灰头土脸的男孩子站了起来。我说：“刚才你的父亲来过了，给你这个月的生活费。”因为我嫌他父亲给的那一大把零钱麻烦，就干脆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递给他。男孩显然愣了一下，左右瞅了瞅正看着他的同学们迟疑着接过钱。
这件事情很快被我忘得一干二净。那段时间我父母一直在托关系找人，想来把我调出去终于要调走的那一天，我去每一个我上进课的班里和同学们告别。进了三一班，我上最后一堂课很多同学哭了。说不清为什么我忽然发现我对这些顽皮的孩子还是有点感情的，面对他们的不舍，我心里有一点堵塞。尤其是那个叫孙耀强的孩子哭得特别厉害。
可是这些不能留下我，我想我的事业不应该在这里。
暑假过后，我进了市重点中学。每天面对的都是孜孜不倦的学生，我这个当教师的自然心里很欣慰。开学没多久一个老同事给我打电话，他无意中告诉我初三一班有个叫孙耀强的同学今年上了县重点高中，这是那所学样三年以来惟一进了重点高中的学生。
我听过也就忘了，1999年，我发现我在重点中学也难有成就感。我索性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南下去打工。走的那年正好初中三门副科抽一门考试，没有抽到生物。所以，我去班里给同学们告别，他们的也很淡。我想起七年前我在县城教书离开时的悲伤场面零点是今非昔比呀。
2000年深冬，我回老家过年。大年初一，有一个小伙子来我家找我，提了一大包小包的烟酒，一见到我就大声叫:“贾老师我可找到您了！”他的面庞一时间觉得非常熟悉又无法立刻记起。他连忙自我介绍说，我是孙耀强啊，就是我爸爸让你转给我生活费的那个。
我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有这么一回事。原来，他已经从南开大学毕业，现就职于一家电脑公司，月薪五千。他是我教过的那所学校里惟一最终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我赶紧让座，倒茶。多年前一个并不上心的学生在成器之后还能想到我这个教副科的现在已经不是老师的老师，令我感动不己。
一坐下来，孙耀强就说，八年前，我当众给他那一张百无钞票时，他就知道不是他父亲送来的。因为他父亲送来的钱从来都是一元两元五元十元拼凑的。刚开始他还以为是我给他的一百元钱，回到家里后一问他父亲知道父亲只带了九十五元而另五无是我补上去的。
他说，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因为那个时候，他只有每到过年去城里姑姑家给她拜年时才能得到这样一张整一百元的钞票。在他的概念里，一张崭新的一百元里有多少父辈的疼爱和希望啊。而偏偏我和他那时本不相识，却善良地补上了五无钱给他，对于经济拮据的他家来说，五元钱是家里一个星期的油盐钱。这个曾它顽皮得让人头疼的孩子从此发愤地读书一口气考进了南开大学。
孙耀强说着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老师谢谢您！”
我吃惊地明白了，一些曾经在社会底层并不起眼的人，他们比别人更多了一份敏感与感恩。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他们这样的孩子心里微不足道的悲喜，以至于我无意中一个小小的举动竟然使一个不起眼的穷人家的孩子改写了一生。我粗糙的心此刻被他那双感恩的眼睛注视得波涛汹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