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是一名中学数学老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每个周六周日，都要给学生补课。一开始只是六七个学生，每周六周日到我家里来补课，我便在我家小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又添了几个塑料凳，一个小教室就形成了。没想到后来参加补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小客厅根本放不下，我便把我所在大学物理系的一间实验室改造了一下，能容纳几十个学生上课。我老婆担任班主任和数学课的两个班，一共有三四十名学生愿意参加补课。每个月补课费的收入，比我这个大学副教授好几个的工资还高。真叫我惊喜不已。我也积极配合老婆的工作，根据她的要求，把她教案里的内容，分成三类，一类二类，是比较简单，比较基本的内容，老婆说她在课堂上讲这些基本内容，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内容，考试能考到六七十分之上，也就算合格了，初升高的考试，考个一般高中，也不成问题的。第三类是比较高深难度大的内容，不在课堂上讲，要留给周六周日补课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要考重点高中的。这样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和不同学生的要求，讲授不同的内容，也可以叫因材施教吧。老婆跟我说，他们学校教授“数语外”升学考试重点科目的老师，都办了课外补习斑。
办课外补习斑，也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家长个个望子成龙，都不愿意叫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都认可花钱叫孩子上补习斑。不管是有钱的人家，还是家庭经济困难的人家，都不吝惜花这笔钱，都是很大方的。所以，从中学到小学，办课外补习斑已经蔚然成风，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也越办越兴旺。我们家的收入也越来越可观。我们也会很快加入富人俱乐部了。我心里自然是万分高兴，也乐此不疲，每个周六周日，我都要陪老婆去我们大学的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楼，紧靠着我们大学的西侧门。学生们进进出出十分方便，也不会惹人注意。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补课场所。
老婆给学生讲课时，我便会坐在西侧门外的一个石凳上，看有没有迟到的学生，找不到教室，我好引领他们进去。这时候我便会常常想起，我在高中读书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孔庆仁老师，也给我们补过课，也是利用周日休息的时间。主要是给我们补习阅读和写作课。那时候老师们补课，是不收费的，是老师自愿牺牲休息时间给学生补课的。
记得有一回周日补课，我们全班同学都到齐了，孔老师却迟迟不到，都过了半个小时了，才看见孔老师，骑着他那辆一走叮当三响的自行车，急慌慌地从校门外进来，人进到教室的时候，我们都大吃一惊：只见孔老师的那身灰制服，满身煤灰，脸上头发上，也沾满了煤灰，整个人就好象是从煤堆里爬出来的。孔老师一边用一条也沾满了煤灰的手帕擦拭脸上的汗水，一边向我们道歉说：同学们，对不起了！让你们久等了。我没想到在煤场排队排得时间过长，又把煤推到我老师家，就耽搁了时间。真是对不起啦！
下了课，我才听班长说，孔老师是一个中学老师，一直住在市郊的一个小平房里，取暖做饭都得用煤，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去煤场买煤推煤，很是困难，孔老师就主动承担起了定期帮他们家买煤推煤的事。孔老师常跟几个斑干部说，他的那位小学老师，对他们特别好，他因为是从外地后转来的，拉了不少课程，老师就把他领到他家里，给他和几个跟不上课程的学生补课，就在他家的那两间小平房里。有时候一补补到晚上，师母就会叫他们留下来吃饭，吃了饭，老师又一直把他们送到车辆少比较安全的地方，才放心地让他们往家走。要不是老师给他们补课，他是不会那么顺利地完成学业的。
那时候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差，在室内风雨操场上体育课，得有运动鞋，他买不起运动鞋，上室内体育课时，他就只能坐在一旁看别人上课，他的老师知道后，用自己的工资，特地跑到体育商场买了一双运动鞋送给他，使他也能跟大家一起上体育课了。那双运动鞋，他一直穿到上大学。至今他还保留着那双运动鞋呢。
他大学毕业后也当了一名人民教师，常常穿着那双运动鞋，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到家里给生病在家休养的学生补课。我曾在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是一位留美的女博士写的，说她在上高二时得了心肌炎，不能去上学，心里特别着急，怕拉下课程太多，明年高考会受影响.她的斑主任老师孔庆仁，叫她别着急，每天一下斑，他就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到她家里去给她补课。父母亲很是感激不尽，过春节时给他送了两瓶茅台酒，表示感谢。孔庆仁把那两瓶茅台又叫那个学生拿了回去.他对学生说，他不能留下这两瓶酒，说他若是收了这礼物，他给学生补课就成了有偿补课了。那是对为人师表人民教师名声的一种亵渎。他不能那样做。
我还听班长说，这样的事情，在孔老师身上，不是一起两起.他给学生补课，从来是任何礼物都不收的。说他不能因为贪图私利而亵渎和玷污了人民教师的名声。
还有一次我们集体补课，我们刚进教室不久，外面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孔老师跟班长说叫大家先预习，他要上他老师家去一趟，骑上他那辆永久自行车，就冲进了暴风雨里。一个多小时以后回来时，整个人成了落汤鸡，从头到脚都淋了个透湿。班长告诉我们，刚才下暴雨，孔老师一下想起他老师家的房盖，油沾纸早就漏雨，房产公司一直没给修理，这么大的暴雨，房盖一定会漏得不成样子，他就冒雨骑车去商店买了塑料布，又跑到老师家，爬到房顶上，把塑料布铺在房盖上，再用一块块砖头压牢，才使得老师家没落进太多的雨水。要不然被褥都得被淋湿，连觉都睡不成了，老两口可就惨了。
孔老师给我们补课从来不是讲课堂上要讲的内容，而是讲授课本以外的阅读和写作。他在讲授写作课的时候，开场白总好说，作文要先作人。要作好文，得先作好人。他在以鲁迅的《一件小事》作范文时，说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伟大作家，和他为人师表的作人，是分不开的。他勇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的“小”，才便得他变得更加伟大，成为一位伟大的人。伟大和渺小，常常在一件很小的小事情上，也能表现出来。
回忆的思绪，突然被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打断，抬头一看，只见从东边的十字路口，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驶了过来。那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叮叮当当哪都响，跟我们孔老师那辆老爷车很相像。我哑然一笑，正要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辆叮叮三响的自行车，已经驶到了我面前，我张大着嘴巴惊叫了一声：孔老师！孔老师！怎么是你！
这时停下了车的孔老师也认出了我，他有些奇怪地盯住我的脸问；张帆，你怎么坐在这儿，周日你们还上课吗？
不，不是。听见孔老师的问话，我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我，我在这儿坐一会-----
孔老师，几年不见了，您身体还这么硬朗。我急忙转移开话题问道，您这是上哪去呀？看您这么着急忙慌的？
我是去我师母家。孔老师回答说，我老师去年过世了，就剩下师母一个人了。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学校后来分给他们的楼房，给从乡下回城的儿子住了，他们还住在原先的小平房里，所以，我得常去看看，看看家里有什么事没有。
这时我一眼看见孔老师车筐里装着几大包中草药的药包，就问：孔老师，你这是去抓药去了？
不是我的药。孔老师回答说，是给我师母抓的中药。唉——说到这儿，孔老师长长叹了一口气又说，本来师母是应该住院治疗的，师母怕住院花钱多，说啥也不肯去住。她没有老保，每个月只靠抚恤金生活，可儿子又下岗了，靠出去打零工维持生活，小孙子正上初三，学习也不好，就拼命上校外去补课。好几门课程，一个月的补课费，就快把全家压垮了。我师母只得从自己的抚恤金里拿出一部分替小孙子交补课费。哪还敢看病吃药？这不我请一位老中医，给师母开了一些中草药，要不然师母的哮喘病，整夜整夜睡不了觉，太遭罪啦！
张帆，你说现在是怎么啦？孔老师很是忿忿然地说，老师课堂上不好好讲课，要叫学生课外去补课。不就是想方设法从学生身上揩油挣钱吗？一点师德也不讲了呀！做老师，也得先做人哪！唉——我是落伍了，一点也不能理解了！
望着孔老师骑着他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渐渐走远了，我只觉得心口窝里酸酸的苦苦的辣辣的，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滋味。
补课。真正该补课的，是这些青少年学生，还是我们这些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