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半个世纪的跨国情缘
缘分
李丹妮的父亲李树化,是祖籍广东梅县的泰国华侨。童蒙时期,李树化就返回祖国接受教育,在梅州中学读书期间,与同校学习的林风眠先生结为好友。辛亥革命后,林风眠组织了130位梅州青年出去看世界,李树化瞒着家人偷偷跑出来,随着同乡结伴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
1926年,李树化娶了一位法国女子为妻,同年一起回到北京,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与林风眠共事。1927年5月24日,李树化的独女在北京出生,起名李尘生,法国名字叫丹妮。后来,李树化又带上全家随林风眠搬到杭州,继续在西湖艺专音乐系任教。
1953年9月,福建上杭人袁迪宝进入浙江医学院学习,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公共卫生学科的大学生。他的俄文老师,就是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精通英、法、俄、德和中文的李丹妮。这位漂亮的混血儿,比袁迪宝大一岁。两人都有一双明亮聪颖的大眼睛,一见面,就彼此印上了友善和默契。李丹妮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这辈子当老师人数最多的一个班,120人!”身为班长和俄文课代表的袁迪宝,每次俄语考试都是满分。他的勤奋和优秀给丹妮印象深刻,而丹妮老师的专业精神也令他感佩不已。
李丹妮说:“我们接触得很多了,无意中我常找他,我想当时是我比较主动吧。”袁迪宝则回忆:“我们宗教信仰相同。再加上她经常给我拿字典、借参考书给我,甚至还有生活用品……毛衣之类,她也织过给我,白色的羊毛衣。我是很感动啊,那个时候我们可是穷孩子。”
不过她还是承认:“当时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们两个很像,我们是一个人。”
命运
李丹妮身材娇小,可个性很倔强,认准了理就不会轻易屈服。有个例子: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国各地都隆重悼念。在浙江医学院举行的纪念活动,大家也都自觉戴上了黑纱,可是丹妮说:“我为什么要戴?我家里没有死人。”活动过程中,要多次举起手来喊口号,她感觉烦了,有同学怕她惹祸,拽着她的手举起来。
1955年8月初,因为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袁迪宝所在的浙江医学院卫生系要并入成都华西医学院。临走前,丹妮隐约看出了袁迪宝有心事。
李丹妮说:“那时我已经有一点预感,他有事不敢跟我说,也怕我难过,肯定是这样的。”花港观鱼的池塘里浮沉着七彩鱼群,坐在芙蓉花树下,迪宝忧郁地讲出了心事:原来在上大学离开家之前不到两个星期,迫于姐姐的压力,迪宝已经与匆匆相识的姐姐同事黄秀雪结婚。也就在同一时刻,丹妮还知道了迪宝马上要去成都。
李丹妮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没有权利把幸福建筑在另外一个女人的不幸上,“去抢别人的幸福,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
在袁迪宝快要离开杭州前往成都的时候,1955年8月5日,以三潭印月为背景,他俩在苏堤上拍了一张合影,这是青春容颜留下的最后相聚。
等待
然而,不论是言语上的“分手”,还是真正的分别,其实都没有冷却两人的感情。他们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每封至少两千字,为了省钱,攒足一周的信才一起寄出。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我正在热烈的爱着你,日夜思念正像你也爱我一般,假如我在为你郁闷,祈求得到你的爱怜,为了得到你的爱怜,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祈求上天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这是1955年9月17日晚,袁迪宝在公园柱灯下写的信。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但即使他们深爱对方,即使袁迪宝的婚姻更多是出于对姐姐的顺从,但他从来都没有离婚再娶的念头,李丹妮也从未想过要他离婚。
1956年3月末,李丹妮决定去找浙江医学院领导谈一谈,此时她已经在学校当了六年助教,60元工资也一动不动领了六年。李丹妮是生活在新中国的青年,在一个热爱国家的氛围中长大,她也渴望进步。她想问问,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但是领导一句“我们总觉得你这么一个人,真是没有一点儿政治觉悟”,让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天主教信仰的背景,以及坚持自我的个性,使她与那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原本是为了求一个期许和希冀,结果是,李丹妮带着一个突发的决定离去。回到家,她跟妈妈说,想离开这里回法国。只是她自己绝没有想到,这一走,55年后才能再见袁迪宝。
李丹妮回到法国后一直没有恋爱也没有结婚。她说自己知道:“他一直没有忘记过我,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写《混血儿》那本书时,人家经常问我,你这么一个女孩,我们不能相信,好像一辈子都没有人爱过你。我说,只有一个人住在我心里,只有一个男孩真正地爱过我,那就是袁迪宝。”
坚守
1956年7月12日,李丹妮和母亲到达法国马赛港口,她一心想着能见到从7岁开始心里就爱着的表妹了,没想到亲戚们却嫌弃从中国回来的她们。在上海离境时每人限带10美元,因此母女俩生活非常窘迫,而李丹妮的浙江大学学历,在里昂找工作也派不上用场。李丹妮为此一度常想自杀!她专门去一家药房穿了耳洞,借着皮肉的痛大哭一场,纾解悲伤。后来,远在泰国的祖母寄来了活命钱。此外,李丹妮用1年时间取得了速记打字的毕业证书,1957年7月1日应聘进一家公司,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17年。1960年,李丹妮获准入籍法国。
扶助
在中国,1957年7月,袁迪宝从成都华西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李丹妮到了法国以后,还密切地与袁迪宝保持通信,她的信一开始是寄到防疫站。“哎呀,大家都来看我的东西,在50年代还比较开放,到60年代的话,就牵扯着意识形态,说你里通外国,不得了!”于是袁迪宝就让李丹妮把信寄到姐姐家。
1959——1961年,中国经历3年经济困难。恰恰在这3年里,袁迪宝的3个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呱呱坠地。李丹妮在与袁迪宝的书信来往中,知道了袁家的生活状况。虽然袁迪宝不肯,但李丹妮还是以法国公司寄商品的名义,不断地买奶粉、饼干、衣服、玩具等,寄到厦门。
“我不能告诉他们这是谁。有时我爱人看到我拼命看信,看英文信,会奇怪,我才稍微透露一些消息:说这个是我的俄文老师,对我非常好,给我的羊毛背心还在那里。就是这样子,也没有说很热恋的关系。我也告诉她,李丹妮写信来,问孩子需要什么东西。她说:”不要不要,不要麻烦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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