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是一个怀旧的季节。
这个诗意的感悟是她在那个早上生发出来的。
那天是星期日，她醒得很晚。朦胧中发现室内弥漫着一片神秘的清亮。所有的光仿佛是从天上直接照射下来的。昨夜下雪了——童年的经验立刻告诉了她。只有下雪的日子，室内才会有这样的光亮。
她想爬起来看看窗外的雪景，又眷恋只有雪天才能感受到的这温柔如梦的被窝。
她便一边想象着外面的雪景，一边紧了紧被角，蜷缩起身子——这些小动作与其说是抵御寒冷，倒不如说是下意识地重演过去的故事。好些年来，她已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寒冷了。
寒冷成了一种遥远又温馨的回忆。成了阅读中或屏幕上的一种意境。
她想起了外婆家后院中被积雪压弯的竹林；雪地上被兴奋的小狗踏出的一片梅花脚印；那厚厚软软的童话般的房顶；一夜间变得单纯又美丽的小街；小街上只有大大小小的孩子鲜亮又活跃地在那洁白的背景中做着各种雪天的游戏。还有姨妈家的壁炉。那是一幢白俄留下的小楼，她长成少女后，常常靠在那壁炉旁读俄罗斯作家的小说。读到那些有关壁炉的文字，便格外陶醉。只是姨妈家的壁炉很少有点燃的时候，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如圣诞节，元旦或下大雪的时候，姨妈才将平日省下的一点木柴小心翼翼地架在壁炉中，省省地烧上那么一会儿，如同孩子过年放烟花爆竹一般。那时木柴是要计划的，按户口本每人每月一斤或两斤，小小一捆，如买一把小菜般转回家来。姨妈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点煤炉都常常不够用。但姨妈总能攒下一些来。碰上春季街道上园林工人剪枝，便是姨妈的节日了。一生高贵的姨妈，会立刻换上一身粗衣，和那些街道上的婆婆妈妈一样，争着，抢着，远远近近一抱又一抱地将那些落满一冬灰尘的枝枝桠桠弄回家中，然后折成一尺来长，一束束捆好，码在那张很大的床底下，等待寒冷的日子到来。她觉得，在姨妈的眼里，壁炉是比钢琴、地毯、意大利式沙发床更有贵族风韵的东西。那时候，她父亲正指挥一个大水电站的建设，她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也去了。她在省城读书，便住进了一直寡居的姨妈家。姨妈其实是一个革命者，解放前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地下党。姨父是姨妈的上级，解放后派驻国外，后来很神秘地死在那儿了。姨妈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姨父的痕迹，连一张旧照片都没有，如同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
姨妈也从未对她说起过她一生中唯的那个男人。
整个青春期中，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读完了姨妈保存的全部世界名著。那主要是俄苏作家的作品。因此，在六六年那场大革命到来之前，她已完成了一个女革命者的理想与情操的教育。琼玛，薇拉。巴夫洛芙娜，卡捷琳娜，索菲娅，卢森堡……还有那些在冬天的泥泞中，幸福又自豪地跟随流放的丈夫运行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当然，还有安娜、冬妮娅、达吉雅娜这样一些又高贵又浪漫又富裕又纯洁的女性，她们都成为她的青春偶像。
六六年刚入夏，姨妈便在她的壁炉旁自杀了。壁炉里是一堆日记、信件、照片的灰烬。壁炉边是姨妈美丽的尸体。她从此离开了那幢白俄的小楼。那时，她刚刚开始她短暂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这是东京都今年的第一场冬雪，她在一片异光中，在轻柔舒适的被子里，半梦半醒之中，回到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里。
丈夫一早就走了。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升迁，几个朋友去新宿一家酒店庆贺。这一顿酒，一定要从早上喝到深夜，不醉成一滩泥不回家。日本男人平日大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但只要一沾酒，就全然是另一个人了。她没有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倒成了一个“东洋鬼子”的老婆，而且连姓名也改成了地地道道的东洋婆子的姓名，这一点是她做梦也未曾料想到的。丈夫姓小岛，她姓林，便叫了小岛林子，她从前的名字在这块异国土地上如烟云一般消失得无踪无影。好在原来上大学时，一些朋友也曾叫过她林子，在校刊上，她还以“林子”这个名字发表过几篇散文，这总算留下了她一点过去的痕迹——或许在更名时，她已有意要留下这最后一点纪念。婚后第三年，丈夫、公公、婆婆让她加入日本国籍，态度很坚决。
这可能与继承小岛家的巨额遗产有关。那正是八十年代末，她万念俱灰，痛哭了一场，变成了一个日本女人。虽然她知道，这是许多在日本的大陆人梦寐以求的事。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大陆上从一开年便说着这个重要的话题。但在日本，却很少见到这类字眼，只有中国留学生编的《留学生新闻》、《半月文摘》等发行量很小的华文报纸有一些这类的报道和言论。绝大多数日本人全然没这么回事一样。
倒是对五十年前广岛长崎被扔了两颗原子弹的事作了很多文章，举行了很多盛大的活动。
她嫁给小岛时已四十出头，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仿佛在那场革命之后，注定了她不再可能成为革命家一样，那场革命中的爱情也注定了她这一辈子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现在来想前两次婚姻已恍若隔世。有几次甚至连两个前夫的模样都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些符号性的印象。第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初夏，在乡下。那时，她对生活已完全绝望，嫁给他可以说是一种以自虐来寻求快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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