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你的导演

　　穿过十字街口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一个十分含糊十分陌生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

　　当时我并没有停下我的自行车。我只是放慢了车速，回头看了一下而已。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那个声音既含糊又陌生，应当不是熟人。

　　因为是正午，大街上空空荡荡，寥无人迹，绝少车辆。交通亭可怜而又孤独地立在夏日的阳光里，它也空着。我因此怀疑自己的耳朵，并准备扭过头加大车速而去。这时候就从交通亭那边转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女人。她看到我只是回头张望却并不打算停车，便明显的有了急切，一手握着车把另一手扬起来算是打招呼的意思，并且再一次叫着我的名字。

　　我只得跳下自行车，转过身等她靠近。

　　前来的女人竟然是我三年来未曾见面的同村老乡苏小琳。

　　应该说苏小琳的打扮在我的想象之中。一顶彩色花边遮阳草帽下，一头漆黑的长发披散下来，亮丽而有光泽，映衬得那张五官恰到好处的粉脸分外迷人。苏小琳的耳朵上、脖子上、手指上自然都有些闪光且昂贵的金属。一副淡紫色框架的女式墨镜很随便地挂在她的两只丰乳之间，令人很有一些坏的想法，或者，那墨镜可以变成我的两只手。她穿着一条黑色的短裙。我对裙子素无深刻的研究，不知道她的这种算是“超短”还是“迷你”。不过我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很不道德的念头：假如我装作系鞋带而弯下腰去，我想我直起腰来就能准确地说出苏小琳当天穿的是粉色裤衩还是紫色裤头。

　　审视苏小琳的这份艳丽，多年以前的那首儿歌瞬间在我的耳畔响起：基建队，花汗衫，屁股上吊的是铁链链；买洋碱（肥皂），洗X脸，肚子里装的是红薯片。

　　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时候苏小琳尚且有着对美的追求，那么现在，当然更应该如此。

　　于是，我夸张地惊喜着说，啊呀，是我们美丽的乡亲们。并且不怀好意地紧握了苏小琳白皙而温软无骨的小手长时间不放。

　　苏小琳就灿烂出一副令人陶醉的春天般的微笑。

　　接下来却是一套俗不可耐的通常问候。

　　我们很自然已经将车子移到了街边的绿树底下。我想这么多年来苏小琳的皮肤已经不能承受这种夏日正午的骄阳了。

　　苏小琳开合着两片红唇说了许多漫无边际的废话，埋怨完我调上城来也不去她家玩之后，苏小琳很小心地说，求你帮我个忙。

　　我笑着说，你别折我的阳寿了行吧。局长的太太还会有事求我？苏小琳正了脸色说，谁跟你开玩笑啊！咱们是老乡，我跟你说实话呢。

　　我说，那你说吧，什么事？凡是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帮。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会有事求到你们那位胡局长的头上呢。

　　我一答应帮忙，苏小琳倒显出犹豫的神态来。这个我明白，多少年了，我求人办事都这样。别人不答应，我还有软磨硬缠的余地；别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就会背离了原来设想好的语言与动作，开始在心里重新设计，就显出犹豫来。

　　苏小琳用手把玩着墨镜，下了一番决心似的说，如果这两天胡书记打电话问你，或者遇上你问话，你就说我昨晚上在你们家，11点才走。

　　你搞什么名堂嘛。我很不明白。

　　哎呀！苏小琳急得跺脚。说，你到底给人帮这个忙不帮？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你就帮我这一次。求求你。他要问，你就这么说；他要不问，当然更好。

　　我从心底里笑起来。兴奋像一杯滚烫的开水顺着我的食道而下，扩散到全身，令我有着了一种微微的颤抖。明白了。如果到现在我还不明白，那我这三十几年不是白活了吗？但我没敢笑。我甚至连一点儿笑的影子都没有流露出来。我装作很淡然很随便的样子，像一个三岁半的孩子一般听话地说，知道了。不就一句话吗？你放心，下午上班了我给胡局长打个电话，就问你昨晚上回去是否受了凉。昨晚上不是下过一阵雨吗？苏小琳的脸一下子像一朵花似的妩媚起来，用她的小手拍打着我的胸膛，兴奋得娇叫了。她说，啊呀，还是你聪明。那，得好好谢谢你。什么时候，我请你吃顿饭。说定了。

　　苏小琳转身上车。像是一阵风，来也突然，去也迅急。

　　我，站在夏日正午的绿荫之外，眯着眼睛看苏小琳远去的背影。苏小琳说的胡书记，我说的胡局长，其实就是苏小琳的丈夫胡国栋。不过她说的是旧称，我说的是新职。

　　苏小琳年轻的时候，那真是飒爽英姿。

　　17岁的苏小琳是我们公社的第一大美女。高中毕业后成了我们公社女子基建队广播室的播音员。那个时候剪着短发，着碎花衬衫，穿国防绿的裤子，却偏要在夏天不下田的时候也挽起裤腿，露出一截白里透红的小腿耀了人的眼目。

　　我那时候在公社男子基建队里“服役”。整天跟她们女子队搞一些很适合当时形势的劳动竞赛。农闲的时候，一帮子男女，吵嚷打闹，点灯熬油，排练一些《一双草鞋》、《选良种》、《洪湖水浪打浪》之类的文艺节目，在麦场或水利工地上演出。

　　应当承认，苏小琳在舞蹈和歌唱方面真的是有着一些天赋的。就像摄影专业的张艺谋成了名导演一样，播音专业的苏小琳却唱得一曲好歌跳得一身好舞。我们的节目，有一多半出自她的编导。

　　那时候，现在已是我们县林业局局长的胡国栋才33岁，刚死了老婆，当着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