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起民族的脊梁

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民族文明的代表。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他一产生就受到统治者对这个群体的精神桎梏与身体出摧残。文字狱就是其中的形式之一。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字狱当数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逄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逄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　　此后，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颜异的“腹诽”案；宋朝大文学家，当时的文坛领袖苏东坡的乌台诗案；明朝那个我国历史上唯一的贫民出身的皇帝制造的一系列文字狱，使文人们发出：“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的呼声。他的那个扬威于异域的儿子朱棣，在他的老师，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的一再嘱咐：“千万不要杀方孝儒。你当了皇帝后，必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种子’就绝灭了。”的叮咛下，还是杀了当时的名学者方孝儒一门十族。封建统治者嗜杀成性，最多也就只杀九族。而方孝儒就因为拒绝给他写诏书，被夷灭十族。他的学生也被当作一族杀掉了。　　清朝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狱。从顺治朝第一起文字狱"函可（和尚）案"开始，到康熙朝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朝的“查嗣庭试题案”、乾隆朝的“胡中澡狱”等。被杀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株连者数以万计。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被桎梏思想摧残身体。是封建统治者都不明白文字狱的冤情吗？也不尽然。封建统治者旨在摧毁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与独立思考意志。历代华夏知识分子就是在“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市狗烹”的专制观念下，艰难地支撑着华夏文明的大厦的。他们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为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殉了葬。因此到了近代，中国的脊梁几乎要断了。知识分子正在蜕化为知识人。　　按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美国前联邦大法官波斯纳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发聋振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他引用赛义德的话说，知识分子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虽然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划分概念与西方有着差别，把有文化的人一律称为知识分子。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成份也是很复杂的。这其中也存在着上述西方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就是历代统治者利用打击的对象。在改朝换代时他们被利用。江山一统后，就要良弓藏，走狗烹了。绝不许他们对专制统治再指手划脚。认为知识分子是专制政权的最大威胁。可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虽然都有知识分子参与，但是真正促成改朝换代的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当统治者的压迫超过农民的承受极限时，农民不管什么原因，都会起来反抗的。相反，知识分子常常对巩固政权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纵观现代世界上后起之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国民素质普遍较高。民族素质的提高，与这个民族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刚刚过去不久的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的民众在知识阶层宣传与带动下，把金银等硬通货存进银行，支持银行运转。宁可花高价购买国产商品。使韩国得以度过金融危机。这就是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愚民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好统治，可是愚民不懂道理，有奶便是娘。没有奶亲娘老子都不认。想让愚民共患难，势比登天。相反民族素质较高的民族，可以象韩国那样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尤其是到了后现代，民族素质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就是这个民族素质提高的决定性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梦魇并没有即刻过去。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梦魇的余韵。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就必须是独立思考的，不随俗不媚俗。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会勇于承认和修正。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距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可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是真理而非其他时，这样做并不困难。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当前重要的是明确历史的责任，投身于唤醒民众，促进民族素质提高的历史洪流中。用他们睿智的思辨，挖掘并学习人类各民族的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来。　　时下在国外的留学生中，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种观点：“为什么都说‘文革’是浩劫，是灾难，难道它就没有好的方面？‘文革’难道不是激动人心的吗？”这些年轻人独立思考的精神值得肯定，对“文革”没有亲身体验的人这样想并不是错，但希望他们在作出自己的结论时千万要尊重事实，而不是将历史裁剪成适合自己的观念。思想既不因为赞同的人少就不对，也不会因为赞同的人多就正确，要尽量客观地去思考问题。笔者与大部分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者一样，怎么想也没有想出多少“文革”的好处来，也许“文革”对中国历史最大的好处就是事情走到极端，使中国人上上下下都明白此路不通，因而率先改革。可是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要着意呵护。不能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就抡起批评大棒，使他们活跃的思维被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不是要给文化大革命翻案。只是推崇对习惯思维方式的挑战，对权威观点质疑的勇气。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是不可质疑的。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基因里似乎已经没有了独立思考的基因。中国的年青人敢于对定性的东西去独立思考，这是祖先智慧的再生，是民族的希望。他们不阿附权威，不盲信成论。恰恰是改革开放前遗留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欠缺的。　　理查德·波斯纳，在2001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宣称：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里将成为过时之物，必然被形形色色的专家和大学教授所取代，至多只能在社会——文化的缝隙中存在。这种思潮在世纪之交也借后现代之名传入中国，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蜕化为知识人提供了来自域外的理论支持。受此思潮影响，少数中国学者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即使没有死去，也已气息奄奄，很快就会成为文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