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村庄，我的麻黄湾

　　平凉市崆峒区柳湖乡的麻黄湾村，一共有九个村民小组，我的家在第九组，村庄名叫扇子庄。我曾经品咂过这个名字，也问过大人，为什么我们的村庄它不叫个别的呢，比如说马家湾、柯家沟，或者是王家梁、马家嘴头。然而，偏偏她就叫做了扇子庄，听听，一个挺有意思的名称。

　　父亲说这是有因由的，你看看，往山下看，南面泾河蜿蜒曲折东去，东边虎山，犹如一只平卧在泾河边上的老虎，老虎头正伸进麻黄湾，老虎的躯干和四肢此东向西，在冬天落雪时从泾河南岸看的非常清楚。再往南，过泾河，一条南北轴线上依次是准备建设的市委，政府大院，绿地广场，柳湖公园，崆峒区区委，政府所在地韩王府，再往南是近年来新建的南山公园，南山公园的山势及建筑风格与南京中山陵及为相似，只是规模、气势上不及，左手向西是青龙村，显然符合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筑城原则，而这虎山正是当年王辅成兵变平凉，被清王朝镇压安放一百门红衣大炮的虎山。麻黄湾沟深有水，近几年封山育林，已经绿树成荫了，湾里的全都搬到新建的位于沟前的新农村了。现在城里人每年暑期，三五成群，拖家带口进麻黄湾休闲，避暑，也有三五家农家乐，车水馬龙，游人不断，从沟底有一条路可上塬上的大秦乡的东九村，那是一个回民乡。麻黄是中药，麻黄杆杆解表发汗，根根收剑止汗，小时候沟沟岭岭都长有麻黄，父亲只让拨，不让挖，说根挖断就不会再长了，拨的麻黄捆成一个个小把把，晒干后交给医药收购站，一斤能卖三毛前，沟里还有柴胡，黄芩，地骨皮，甘草等，每每放学后去挖药，好点可供一家人的油，盐及煤油针线钱。

　　文革时我六岁，六月天，麦子刚收割完，我们一家人在北山头上拔胡麻，这一年天气旱，胡麻苗从土里钻出来后基本上就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水，所以胡麻和别的庄稼一个样，植株低矮，果实羸弱，麦子没办法用镰刀割，我们用手拔了。胡麻自然也用手拔。拔胡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二十天前所拔的麦子其实要好拔得多，胡麻枝干很坚硬，一根根从手心里捋过，地面干硬，拔一会儿就手心里火辣辣地疼，疼着疼着就起了水泡血泡，泡破了，疼得钻心。这样的胡麻，一亩能不能打半袋子都还是个疑问。父亲说把这收了个啥，一年苦白下了！依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收了，直接拉来牲口犁地就是了。母亲坚持要拔，其实庄里的人都在拔，没有谁家因为庄稼长得薄而放弃了收割，大家无不趴在各个山头山洼上，认真而失望地进行着收割。就在那个拔胡麻的午后，我们兄弟姐妹6人坐在高高的北山上，俯视着村庄的全景，按照父亲说的仔细去看，还真发现村庄的模样像一把扇子。山脚下那道深深的沟，沟分出的岔沟，多么像扇骨啊。依山势居住在北山南山脚跟的四十来户人家，房屋窑洞挨挨挤挤地排列着，杨柳杏树榆树绕着房屋生长，屋前屋后是一块块苜蓿玉米菜园子，再往远处就是庄稼地，组成了一幅笼罩在淡淡的黄土尘烟下的山居图。

　　我们对庄稼是珍惜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一遍遍教导一个道理：五谷杂粮养活了我们，万万不敢糟践五谷！所以对于五谷，刚刚懂事的娃娃也都知道尊敬，谁家娃娃将馍馍渣儿掉地上了，就得捡起来，吹了土喂进嘴里。那些实在太小没法捡起来的，还是不会浪费，家里养着鸡呢，鸡只要看着某个娃娃手里拿个馍馍疙瘩吃，早早就赶过来，在一边等着呢，落进土里的哪怕比尘埃还小的馍馍颗粒它们也会用灵巧的嘴巴捡起来吃掉。谁家娃娃要是胆敢用脚板将落地的馍馍或者饭粒踩踏，那么人人见了都会大怒，骂其不知好歹，糟践五谷，那就是吃屎的货色。干旱的土地清贫的生活，早早教会每一个人学会了珍惜。

　　从此我觉得麻黄湾这个名字好，贴切，在周围众多土里土气的村庄中，它的名称给人不一样的感觉。麻黄湾几十户只有李姓和周姓，我家姓周，是大户，麻黄沟圈的半山腰，有一个向羊鼻子的小山，山前有一块之亩大的平地，靠山修一房子，似庙非庙，似祠堂非祠堂，房子内靠墙处有一土台，即无塑像，也无挂像，每年腊月三十，我们周姓的所有男人，不管是爷爷，孙子都去烧香，叩拜，我不知到底是纪念谁，父亲说，周家不是本地人，是清乾隆年间从河南逃慌而来的，本家在河南黄河边的孟什么县，祖先到底是谁，他也不知道，只是年年如此而已。我们小时候，麻黄湾没有学校，村上的娃娃只能到塬上的东九村去上学，东九村是个纯回民村，村里大多数人姓白，也是从河南来的，也许是乡情，两个村子山连山，水连水，小时候吃水都要到麻黄湾的沟里去抬和挑，我们平时去得最勤的地方，就是水沟。我们一庄人的吃喝用水都在沟底那眼泉里，水不会自己跑到每家每户的大缸里来，得我们去挑，用扁担桶子把它们担回家来。我家的用水除了母亲去担，大多时候由我和哥哥抬回来。一根长木棒，中间是桶子，抬起来晃晃悠悠走。记得我兄弟俩将我们生命里的第一桶水抬进门的那个下午，母亲笑呵呵说我的娃长大啦，能给妈抬水啦。当晚母亲在开水锅里为我们每人带了个煮鸡蛋，算是对我们的奖赏。

　　那时候我是很不愿意和姐姐一起抬水的，一根长木棒，等于把我和她拴在一起，她向左我就不能向右，她说快我就不能慢，我们必须节奏和步调一致，这样桶里的水才能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要是我俩中的谁闹别扭，那么等一桶水抬到家，肯定只剩下半桶，都洒在半路上了。大人当然希望我们能抬着满满一桶水回家。抬水时我就得处处受姐的约束，我多么渴望早一天长大，早一天摆脱姐姐的管教和训斥。直到有一天，母亲给姐姐做了个小扁担，一头挑起一把铁皮壶，一头挂的是大人换水用的塑料罐子。母亲不放心，一遍遍叮嘱，小心啊，千万千万小心，可不敢把罐子绊了，绊破就麻达了。姐姐兴冲冲跑出门，向沟里奔去。她长大了，母亲承认了她的长大，她能独自担水了！抬水的人换成妹妹，只不过她站在我原来的位置，我站到了姐姐站的地方。现在轮到我教训人了，妹妹脾气倔，为了抬水，我和姐姐间上演过的闹剧现在又开始在我和妹妹之间重复。

　　没留意，我也能担水了，后来妹妹还有最小的弟弟也能独自挑着桶子担水了。这时候，担水不再吸引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中，我感到了辛苦。担水真的很辛苦，一对大桶子，装满了水，然后挑在肩膀上，一步一步沿着黄土台阶往上走。从沟底走到沟岸，一共有九十五个台阶。我常常一边走，一边默默数着，这样能暂时忘记肩膀上的疼痛。这些台阶是沿着崖壁用镢头开辟出来的，很陡峭，如果站在最上面垂直向下看，有心惊肉跳的感觉。我常常看着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和很小的娃娃，不无担忧地想，万一有一天，谁一脚踩空，掉下去可怎么办？一定摔得粉身碎骨。幸好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平安。

　　要是不担水，肩上没有沉重的负担，去沟里走走，看看，倒是很有意思。每一个台阶都被铁锨铲得平平的，上面被大伙儿的脚步不断踩踏，地面变得光滑洁净，随便哪一个，一屁股坐上去歇缓，觉得很惬意。从岸下走到沟底，再从沟底爬上岸，会发现这些台阶像艺术品一样美。然而，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会有。姐姐是村庄里第一个上过初中的女娃，我一有空闲就躲在后院柴窑里看书，抱着一本书一看就是大半天，往往将身外的琐事全部忘掉，动辄招致母亲一顿烧火棍便也成为家常便饭，母亲说姐姐不像个女娃娃，像个二流子，念书念出了一身好吃懒做的毛病，将来可怎么找婆家啊。

　　沟底的一眼泉，一直很旺，干旱的年景里，它也静静地渗出水来。冬天，水溢出来，泉口结起了冰，一层层累积，越积越厚，用铁锨也铲不掉，最后我们只能给水瓢按上几尺长的木把，还得趴在冰上，才能舀到水。开春的时候，泉边的冰消融了，沟底到处是稀泥，穿单鞋根本到不了泉边，人们穿着笨重的雨鞋弯着腰往泉边挣扎。这时候担一担水总能累出人一身汗。大伙儿就苦着脸抱怨说这水比油还金贵了。夏天是最好的时候，路面干燥，沟底到处是碧绿的野草。泉水清澈地流着，里面映出蓝的天，白的云，岸上的柳树，泉边的人影。我喜欢一个人担水，没人的时候，静静坐上一会儿，望着泉，碧油油一泓清池，水波安静地看着我，恍然中我会觉得它是一张面容，一定是我隔世的某一位亲人，它湿漉漉的目光摩挲着我，它要说什么呢？它什么也不说，就这么安静地醒着，看着一个个担水的男女来了又去了。对于麻黄湾的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在沐浴着这眼泉的恩泽，真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它，在打不出水井的扇子湾，我们还怎么活下去。每一个婴儿出生后，都要用这泉里的水洗浴。每一位老人病逝后，都要用这泉里的人洗浴。

　　小时候，麻黄湾没学校，上学都要上塬到东九村去，父亲在鸡叫三遍时叫醒我们，穿好衣服，背上书包，总是拿起一把铁铣去送我们上学，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从未间断过，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就这样，大哥和我被送进了兰卅医学院，大姐被送进了兰卅铁道学院，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也被送进了北京和西安的学校。

　　小时候上学，最热闹的是看东九村的清真寺，啥时修建的东九村人也不知道，在村庄最中间，东西南北的路在这里会合了，一个四方的小土台子上，清真寺最有威望和权力的是阿訇，是一位姓马的中年人，他中等个子，一张很和善的面，眼睛细细的，看人时喜欢微微地眯起来。每周五的时候，或者放假时我混在一帮娃娃中去寺里念经，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由阿訇写上经文，念会了，再写下一页。寺里的教学方式很随意，不像学校是统一进行的，寺里要零散得多，念多念少，全屏娃娃个人的态度和天性是否聪灵。那时的冬天似乎分外冷，阿訇房里生着一个小火炉子，一大早我们都挤在阿訇的小房子里，阿訇似乎不嫌人多，一个个挨个儿清经，就是将昨天阿訇写出的一页经给阿訇念一遍，要熟练，不能磕磕巴巴。女娃娃念会就行了，男娃娃还要学着写。不用功的娃娃就得伸出手，阿訇用一个大木板子在手心里打上几下。我好像挨过一次板子，却不怎么疼，孩子们也都不疼的，因为我看到大家挨打后脸上都笑嘻嘻的。等太阳出来，照在大殿的台子上，我们就一窝蜂跑出去，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念经，或者打打闹闹。阿訇就跪在小炕上的一个木桌子前念经，很大很厚的《古兰经》打开着，阿訇会戴上一副框子很大的眼睛，他念经的样子真的很吸引人，我常常躲在窗外偷偷看，看出了神，真是佩服他啊，那一页页满满的都是黑压压的阿文，他徐徐缓缓地念着，很少有磕巴，有时候似乎是遇上困难了，皱着眉头静静地想着。许久，可能累了，头歪在墙上靠住，休息一会儿，跪端正了，接着念。下午，天气暖和的话，阿訇会出来和我们一起玩一会儿。我们围成一个大圈子，玩丢沙包，似乎玩得最多的就这一个游戏，玩几个回合，他教我们唱歌，唱的是经歌儿，大意是劝诫人们作为一个穆斯林要及时做礼拜封斋散天课等功课，还要行善。我们那时候是不懂大意的，倒是那调子极为柔和舒缓，像山上人们吼的花儿，又有些不同，没有那么粗放，轻柔舒缓，带着淡淡的伤感。我们用嫩嫩的童音齐声念唱，阿訇微微笑着听。等到开春了，小学校开学了，地里的农活也开始了，一部分孩子上学去，一部分帮家里干活了，寺里念经的没有几个了。秋天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经过寺门口，发现寺院里的小花园里开着一些花，乘着阿訇在大殿里礼拜的功夫，我们溜进去摘花儿，有灯盏花儿，七叶花儿，八瓣梅，都是些易于种活的常见花儿，我们每人摘一些，呼啦啦跑出寺门，不知道阿訇出来见了会作何感想。现在我朋友多，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是那时一块玩耍的回民朋友，我偷着学《古兰经》父亲是不知道的，要是知道还不打死我。

　　麻黄湾的沟底下的水泉边有一个山神庙，门向着东边开，出了门，前面一条路直直通往东边村口，一条岔路则通往了北山。就在这北山路上，离庙百十来步处有几棵老柳树。三棵，后来两棵死了，被挖掉了，剩下一棵顽强地活着。奶奶说自己嫁来的时候这树就长在那里，算来有一大把年龄了。树身得两个人合抱才能抱住，柳树皮粗糙狰狞，边长边破裂开来，里面流出黏糊糊的汁液，不知道是水还是树的眼泪。有人说树上窝着喜鹊，有人说树下的洞里有蛇，总之我们看着树有些怕，不敢去它下面歇阴凉。有两年，树似乎是要死了，枝叶干巴巴的，过了几年却又活过来了，枝叶铺展开来，像一柄伞，撑出一个圆形的绿荫。在村庄所有的杨柳树木中它是年纪最大的长者，早早晚晚它一直站着，用灼灼的目光看着我们的村庄。

　　村庄最东头一连四家，按辈份是我的堂兄，和我父亲同样大，弟兄三个，老大，不知叫啥，我们都叫他椿木腿，事实是下肢静脉曲张，我是有印象的，很老的一个老汉，眼睛有些怕人，一个眼皮破裂出一个豁口，而且他的眼皮特别红，里面的肉微微翻出来，充满了鲜红的血丝。姐姐说那是小时候放羊被狼逮住，一口扯豁了眼皮，我们看见他就害怕，老远躲着。老汉常年放羊，老汉有个毛病，见了狗就打，轮着鞭子狠狠打，很绝情，据说是幼年时候出门讨饭被恶狗伤过，所以一直恨狗。大伙就给他起了个诨名叫超打狗，在这里超就是傻的意思。超打狗自己落了个难听的外号不要紧，他的儿子们跟着遭了秧，被大伙喊成狗儿子，孙子便是狗孙子，我们说起那几家人时就直接说狗家的某某，不用解释大伙就知道指的谁。其实大伙并没有多少恶意在里面，就是喜欢给人起外号，比如有的人被喊作蛤蟆，他的儿子就成了蛤蟆儿子，还有人叫瘦猴儿，挤眼子，斜眼子，大舌头，狼嘴，矬子，瓦罐子……也有给女人起外号的，比如大白脸，一阵风，闲话筒，碎妖精，等等。如果仔细地去考究，就会发现这些外号实在是很妙，很形象，生动简介地概括出了一个人最大的特征，外貌上的，或者性格上的。实在说不上人们为何要这样，有时候叫着叫着，一个人的本来姓名倒是生疏了，外号就成了大家公认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