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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有关的故事

2020-07-26 21:00阅读数() 加入收藏

  我的少年时代,已经随着岁月远逝而日益模糊,因此我不太确定是哪年哪月开始读小说的,但我知道我这辈子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陪伴了我大半生,见证了我的喜怒哀乐、反映了我的悲欢离合,它在我的一生中既是不可或缺的精神依靠,又是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我想我与书的感情,也可套用东坡先生的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室无书。下面我讲几个与书相关的小故事。

  一、窃书

  记得读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国庆节(1964年)期间,二舅家的小表哥结婚,我们一家子都去喝喜酒。吃罢中午的宴席,我就在舅舅家里找书,想消磨那个无聊的下午。结果在粮柜兼床角落的一堆旧衣服里找到了厚厚一本小说,《林海雪原》。

  我当时喜出望外,当即拿了书,端了张小方凳,走到舅舅家堂屋后面的宅沟边,聚精会神地阅读。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舅舅家已经摆开了晚宴,而我才读了五分之一。

  我抱着这本没看完的书,觉得酒席上的鸡鸭鱼肉都黯然失色!我愣了好一会,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把这本书带回家,读完了再还给二舅。但如果我现在拿着这本书上桌,万一被爱面子的父母亲看见了,会认为我蓄意图谋这本书,肯定立即逼我把书还给二舅。我犹豫了一会,突然,我起了一个罪恶的念头,将书塞进我的衣服里面,再双手抱着肚子,弯腰趁着夜色顺宅沟跑到宅外的一块地瓜地里,蹲下,将书放在地瓜垄里,再扯来几根地瓜藤罩住。然后,站起身来,双手在衣服上蹭了几下,强作镇静,走进灯烛辉煌的堂屋,在父亲给我留下的位置上坐下,做了贼似地低着头吃喝。

  散了席,亲友们踏着月色各自回家。我故意落在全家的后面,悄悄地走进地瓜垄,一猫腰捞起书,还是塞进上衣,抱着回家了。

  读完了这部小说,我彻底喜欢上了这部书,真舍不得还给二舅。过了一个月,表哥下班经过我家,我悄悄问他还要不要这部书?表哥竟十分茫然,说从来不记得家里有过这本书。我心里顿时如释重负,几乎要欢呼雀跃了:这书归我了!

  直到今天,这书还站在我的书柜里,无声地陪伴了我半个多世纪。

  二、烧书

  一九六五年秋季进入崇西中学初中后,我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几乎每周都要到图书馆里借一部小说。

  尽管那时大家都缺吃少穿,但我觉得只要有书读,这日子过得也很快乐。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首先是校图书馆关闭了,说书库里绝大部分的图书都是宣扬封资修的毒草,需要甄别、清理。接着是红卫兵们四出抄家,首当其冲的战利品就是各类图书。

  我被这阵势吓坏了。回到自己家,也模仿红卫兵翻检起家里的书来。

  那时我大哥高中毕业,二哥正在读大学,家里真有不少书呢。我把所有的书都摊在院子里,一本本地翻检过去。那竖版,纸张发黄的一厚叠家谱,嗯,铁证如山,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该烧!那些纸张很好的书里面,凡是有大胡子的外国人头像,那肯定是资本主义的政客、代言人,该烧!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大字报上已经公开点名了,都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该烧!

  我兴奋地拣了一大摞该烧的书,抱到厨房间的灶后,准备采取革命行动。

  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还是火柴有点潮湿,反正我连划了好几根火柴也没划着。好不容易划着了,正当我拿起一本家谱哆哆嗦嗦凑上去点时,被父亲发现了。他一下子冲到我跟前,劈手抢过家谱,顺手甩了我一个大耳刮子,跺脚骂道:“侬这乌棺材!竟敢烧家谱,不要老祖宗了?”

  我捂着发红的脸颊,委屈地分辨:“爸,大字报上说了,那是封建社会的一套,属于“破四旧”范围,规定要烧的。”

  父亲大吼一声:“我和你妈都是封建社会出生的呢,你也把我俩带活烧了?”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正在休假的二哥也挤到厨房间里来。他一眼看到他的教科书也难逃噩运,当即急白了脸,拎着我的耳朵出了厨房,一下子将我推到羊圈里,咆哮道:“你干吗烧我的教科书?有些书我是借来的。你烧了我拿什么还人家?”

  我抱住脑袋,气馁极了,委屈的眼泪都下来了。我声泪俱下地反驳二哥:“书里有……有大胡子的外……外国人……”

  二哥立即接住我的话头:“大胡子的外国人都得烧掉?那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大胡子,该不该烧?”

  我仿佛被二哥点到了死穴,勉强从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不……不敢烧。”

  “说你不懂装懂你还不认账,那些书里的外国人都是科学家!爱因斯坦你知道不?”

  我羞愧地直摇头:“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还敢瞎烧!把这些书抱回去,放好!”

  就这样,我在家里的破四旧行为被父亲和二哥扼杀了。

  三、抄书

  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农闲时分,我特别想读书,可家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如《敌后武工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还有一套《中国电影剧本》合订本,是我从抄家物资里偷出来的。

  这些书很快就被我看完了,可我的书瘾却犯了,好像一个迷失在沙漠里的旅行者急迫需要水那样渴求着书籍。我扳指头数了好几家亲友家,知道他们没有书可借给我看。其实就是有书也不敢外借,就怕被人看见了当作封资修的大毒草,无意中落了个对抗文革的罪名,轻者没收,重则批斗。

  在实在没有书可读的情况下,我翻出二哥的初中、高中语文课本,如饥似渴地吞噬着每篇课文。读了不过瘾,我到镇上买了几本练习簿,在下雨的日子里,先将语文课本里的唐诗、宋词、元曲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接着又将课本里几篇小说恭恭敬敬地抄写下来。我记得抄写过茹志鹃的《百合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夏衍的《包身工》等名作。

  春天里,门外雨丝柳丝相互交织,在春风中柔情缠绵。远望,村庄在春雨中如诗如画;近看,成片成片的油菜花如金色的地毯,灿烂夺目。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有一天,当我抄《黎明的河边》时,抄到母亲和幼弟小佳被敌人的刺刀顶着,向河边逼来,小佳跺脚向哥哥小陈哭喊着:“哥哥,你快向我们开枪吧”时,我竟然激动得全身微微发颤,热泪满眶,右手一个劲地哆嗦。我只得放下笔,走到屋檐下,让纷飞的雨丝洒到脸上,然后连泪带雨一把抹掉。

  进入市区工作后,我每星期到卢湾区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利用空余时间认真抄写我喜欢的好文章。我记得抄写过几篇唐传奇小说如《枕中记》、《灵应传》、《游仙窟》等,但我似乎更喜欢印度作家泰戈尔的小说。

  泰戈尔那充满诗化的小说,浓郁的诗情几乎贯穿了他每一部作品。其情景交融的描绘,以情托物的想象,诗情画意的渲染,形象比拟的手法,使我对泰戈尔的作品有着不可遏制的狂热。为了及时抄下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我往往在星期六的晚上,躲在宿舍的一角,在尽量不影响同事们休息的情况下,通宵抄书。

  在那个无书可买的年代里,抄书,成了我那时业余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也正因为抄书,才能使我对抄过的书,印象特别深刻,永生难忘。

  四、买书

  一九七三年,我进入市区工作,每月有工资了,就想买书。于是我经常逛南京路、淮海路、福州路、大世界、静安寺等商业区的新华书店。但几乎都是满怀希望而去,铩羽败兴而归。因为,书店里没多少书可买。

  文革结束后,有一天早上经过淮海中路,看到很多人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队伍在人行道上排得很长,足有一、二百米。我觉得好奇,就问排队的人。有个排队人回答:据内部可靠消息,今天这里卖文革前出版的古今中外名著!

  听到这消息,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我好想也排队买几本书,可由于没有事先请假,只得作罢,怏怏离开。吃过中饭,我拔腿朝书店奔去。只见人行道上撒落着包装纸,排队人不见了。我进店问营业员可有书卖?营业员回答说你来晚了,八点钟开始买书,两小时内,两卡车的书全卖完了。

  据买到书的同事说,书店里预先将七、八本厚薄不一的书用绳子捆好。然后每捆书卖十元,不挑不拣,一手交钱一手交书,买到的立即走人。

  八十年代后,新版的中外名著越来越多。于是我经常到书店里转转,看到中意的书就买几部。几年下来,竟摆满了两个大书柜。

  这两大柜的书,都是我精挑细拣后保留下来的好书,值得我每年轮流复读、回味、感悟。我此生最满意的,不是我积攒了多少物质财富,而是我拥有了这些书。有了这些书,我长居闹市却能抵御灯红酒绿的诱惑;有了这些书,我独居小楼而不觉得寂寞、孤独、无聊;有了这些书,我乐于粗茶淡饭内心却无比丰满;有了这些书,尽管社会喧嚣纷争而我却依旧心如止水。

  当今社会,因电视肥皂剧的滥觞,网络低俗文学的泛滥,手机族的极度痴迷,导致真正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满足于碎片式的阅读,宁愿被大量的垃圾信息包围,却长年累月没时间阅读一本好书。宋朝诗人黄庭坚说过:“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斯言是哉!我很难想象我有朝一日不能享受读书的快乐了,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关键词: 与书有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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