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影记忆

正是寒冬肃杀的日子，枯黄的落叶飘零复飘零，让瘦了身的枝丫于凛冽的北风间分外凄楚，只在暖阳伊始的抚触里，略得一丝融融的金黄。　　我慵懒地伸了伸腰，想从忙碌和烦琐的罅隙里悟出半分“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来。只见大姨的儿子脚蹬滑板车，在光洁的小区路面上飞一般地左右扭动、腾挪跌宕，自我感觉良好地演绎着。大约是看见了正与残冬里的枯树无言对话的我，他一个转向，貌似潇洒地直奔我滑过来。无奈突遇路面的一个“补丁”，轻盈的动作霎时变得迟滞。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吧唧”一声，大姨儿子的屁股与路面来了个零距离接触，滑板车也愤愤然地滚到了一边的杂草里。别说，大姨儿子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相当不错，爬、捡、踩、滑，几个恢复动作一气呵成，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二姨父，你知道么?”他一脸喜气地说，“今天晚上小区的广场上有电影，露天的!”　　哦，我的心里一下子暖洋洋起来，思绪不由自主地被牵到了小时候:　　总在繁星闪烁的夜幕下，于星星点点里感知银幕上的豪迈和激情;总在大人温暖的臂弯里，喜滋滋地品匝银幕所带来的闹猛和喧嚣;总在精神抖擞的开端后，不期然地流着哈喇子安然入梦。要说极小的时候在东家大伯或西家大叔门前的空地里看电影时的素描，怕不只有“懵懂”两字可以形容。婴儿时节的电影场景，似乎隐约有过，却又记忆里“风一样的飘过”，断然留不下确凿的印记，教人不由得模糊了开去。　　渐渐有些长大，我也便懂得了电影放映程序上的“子丑寅卯”--“一挂二拉三转四放”是也，先行挂上宽大的幕布，再是拉扯上好几卷电线，来回捋直后，便接在转动的机器上，随着两个盘子发出的好听的“吱嘎”声，只见几束强光唰的一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银幕而去，随即就有了令人心潮澎湃的画面和声音。至于究竟放了点什么内容，那是很为隐约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　　如是几次，适逢我“赋闲”在家--离上学尚早，幼儿园又为稀缺资源，只是一种传奇和神话，距我辈甚远的那样一种状态，于是便对电影的操作流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放电影”遂成为我生活的一大快乐。先是搜集材料，以淘汰的围裙为银幕，以毛线的线头为电线，线头颜色错杂，连接成一长段时总是花花绿绿的，煞是好看;接着挑选场地，一般从堂前靠近大门的一侧开始，一直延伸到靠近后间的木楼梯处，约莫也有3、5米长的样子;随后辅助安装，在大门一侧自下而上叠好几条凳子，再拖来一张小椅子，爬上去，把毛线的一端捆在最高层凳子的脚上，然后牵着毛线的另一端到楼梯口，攥住楼梯的横档，咬牙切齿地爬上三五档，一手反握，一手捏住围裙的一角先行挂上捆实，复横移到另一端，目视后再挂另一角，围裙固定完毕，才把拖来的线头和围裙的其中一角连好，大功告成后，就轻快地一跃而下;接下来，就很自恋地倚靠在大门旁的凳子上，搞些“啪啪”的配音之类。以上种种工序，通常在大人出门干活后方才操作实施。弄得比较娴熟了，我有时也会把堂弟堂妹叫来，让他们共建共享一番“电影”的放映之乐。假使运气好的话，还能从他们手中共享若干水果硬糖。再往后就有了表演的欲望，不仅不再避开大人，就算客人来访，也会兴匆匆地搬出围裙等家什，给他们演练一遍。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比如在拉扯线头时，连接不紧中间掉了“链子”;比如把围裙和线头连接时用力过猛，栓绳的几条凳子轰然倒地;更惊险的还有攀爬楼梯档时动作不协调，摔到地上弄得灰头土脸甚至鼻青脸肿……“我的电影我做主”，个中快乐，一直延续到我走进学堂。　　上小学的前几年里，正是生产大队(后来又叫村)各类俱乐部风生水起、遍地开花的时光。距我们小学附近，就是村里的大礼堂--中央大铁门被一圈围墙围着，“XX俱乐部”的牌子呈弧形悬挂着，围墙内经常人声鼎沸，篮球场、乒乓球室和图书室等一应俱全。最吸引人的还是电影，隔三岔五地放。所以每次放学回家，我们都会在电影预告栏前驻足，看看有哪些新的片子。有时候日场放得迟，电影的声音在我们路过时还会清晰地传出来。胆子大的就会按捺不住，窜进围墙，偷偷地绕到大礼堂的后面，从门缝里一饱眼福。如果凑得巧，由于影片临近尾声的缘故，检票人也乐得离开岗位“玩忽职守”，所以我们就能直入场地免费看上几分钟过过瘾。当然，这种机会相当稀缺，也就仅有的几次而已。比较现实的是，在礼堂外的公路上踩着电影节拍，唾沫飞溅地猜测，手舞足蹈地模仿。至于夜场，因为路途较远，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前往观看的可能性基本被排除。而在当时大人的观念里，连干活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逸致陪同看电影?因此，对着预告栏里的“战斗片”、“武打片”字样，我徒有羡慕的份儿。但是，也有例外--假如大人的群体里面，也可以出现“闲人”的话，-切都另当别论。幸运的是，我就碰到了这样的群体。那时，“四海为家”的手工匠人算得飘逸洒脱的一个类别。在我的记忆里，箍桶的、油漆的、扎篾的、做棕板床的，经常在我们那儿的穷乡僻壤里晃荡。因了好客的原因，我家也承载了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借助于地利之便，我总是在栖居于家里的手工匠人面前卖弄，流露一些对电影的神往。所以，在某些时候，他们也会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我的大人，在晚上带着我前往俱乐部一睹电影夜场的真容。稍稍遗憾的是，由于欣赏习惯的缘故，手工匠关注的《清洁工的爱情》、《我在他们中间》和我的《少林寺》、《武当》、《峨眉飞盗》之类总是风马牛不相及，兴趣爱好非常不对称。结果自然可以预料--我往往欣欣然前往，悻悻然而归，甚至连悻悻然也算不上，只在披星戴月的匆忙里惶然而回。“旁的电影谁做主”，在“欲语还休”的惘然里，我感知了小学时代对电影的向往和期盼。　　再后来，因为应试教育的较强适应能力，我考取了几十公里外的重点初中。正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地一大，空间一广，看电影也相对容易起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包场电影由奢侈品成为日用品。于是，学校大公告栏下右下方的方寸之间，“请各班文艺委员来总务处领取电影票”便成了位列第一的好消息，关心者众。那时节，“两周一看”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教各色人等均欢呼雀跃。“集体的电影大家做主”，我从中获取了众多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