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水烟袋

　　中元节在父亲的墓前给父亲烧过纸后，看着袅袅升腾的烟圈，父亲抽水烟的影子不觉间在我眼前不停地转悠，一个又一个银元大小的烟圈笼罩着我的眼球……

　　解放以前，我的父亲十二岁开始在城内一个资本家的店铺里学徒当店员，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十年后就成了小商贩，能写会算，精打细算，小生意做得很活泛。全国解放后，父亲应征入了伍，第二年就提了干，做了宣传干事。同年年底，部队选调一批干部帮助地方政府搞土改、分田地，父亲第一批就被选进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完成后，父亲转业到了地方，在区粮管站当了会计兼秘书。

　　六十年代中期，同是做会计的母亲随组织调动带着两个妹妹去了外地工作。我自小就在外婆家长大，小学也是在乡村学校读完的。平常父亲到了礼拜天就来外婆家看我，一到粮站收公粮季节忙得两三个礼拜才回来一次。

　　粮站靠近河边依山而建，进出粮站是一条又窄又陡的土路，粮运车一过，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滑下路坡。粮站的仓储规模不算大，两栋苏式仓，一栋简易仓。父亲的住的房间靠近办公室，很小很暗，放了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就没有多大的空地了。书桌上唯一摆放的东西就是那杆水烟袋了。

　　父亲的水烟袋是纯黄铜的，质地很好，不大不小，不轻不重，水烟袋的前置部件由烟杆和吸管组成，水箱托底。烟杆是活动的，大头细身，能取出来。大头是烟锅，用来装烟丝，锅底有一个小孔，直通水箱，吸管较长较细，从前向后弯。容器上面有个活动的半月形盖子，在前后置部件的中右侧有一个插纸捻子小孔，纸捻子是用草纸卷起来用来点火的，后置部件是一个圆筒的形容器，装满了可供两三天的抽量。

　　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抽上水烟的，也不知道这个水烟袋有什么来历？那时我的胆子小也不敢问。打我记事起，被父亲视作宝物的水烟袋，他不论去哪里，总少不了随身携带着它。

　　每当父亲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手提包来到外婆家时，我就特别兴奋，也特别好奇，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从包里拿出一样一样的东西，先是给外公外婆的礼品，然后是给我的学习用品，包里还剩下一件长长的东西压底，我知道那就是父亲的宝物水烟袋了。

　　父亲很少吸纸烟，偏爱用水烟袋抽烟，别人就问起这是为什么？他跟人家这样解释：“抽水烟，烟经水过滤后减少了尼古丁和杂质对身体的侵害，不但有劲，而且不浪费烟丝和纸张。”父亲的回答似乎还是很有道理的。

　　听父亲说过，抽水烟讲究的是心气，心气合拍才不至于将烟水吸入口腔内。有一次，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回来省亲，我们一家五口在粮站团聚了。趁着父亲不在的空档，我拿起水烟袋和火柴学着父亲的样子“叭嗒、叭嗒”吸了两口，可能是心里高度紧张，害怕被父亲发现了挨骂，由于用劲过猛，一不小心就将烟袋里的水吸进了口腔里，直呛得我泪眼巴沙、鼻涕冒泡，好几天喉咙里痒兮兮的。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动父亲的水烟袋了。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仲夏，那天是我的九岁生日，外公一大早就去镇上买了一大篮子荤菜回来，外婆在厨房里忙碌了一上午做了很多的菜，可快到中午12点了，父亲还没有回来，外婆就叫我去粮站看看，我兴冲冲地跑到了粮站，刚进大门口，就听到一阵时高时低的口号声，嘈嘈杂杂的，听不大清楚。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站在大门口细听了一会儿，好像他们在呼喊着父亲的名字，要“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什么的，才知道是他们在批斗我的父亲。

　　我循声跑到了会议室门前，门是关着的，我屏住呼吸轻轻地推开了一道缝隙，只见满屋子烟雾缭绕、烟气腾腾，忽地从门缝里喷泻出来一股烟气，扑鼻而来，直熏得我连连作呕，我赶紧用自己的小手捂住了鼻子和嘴巴，才没发出咳嗽声响来。

　　简陋的会议室并不大，正上方的墙壁上贴着歪歪扭扭的“批斗大会”四个黑体大字，两张乒乓球台被拼合成了会议桌，四周坐着公家的人，大概有十多个。我猫着身子往门缝里继续瞅着，只见台桌上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熟悉又敬重的郑海生伯伯，他是这里最大的官——站长，坐在郑伯伯身旁的人戴着一副茶色宽边眼镜，削尖的脑袋上留着一分为二的发型，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我一看就晓得他不是个什么好人，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跟在鬼子屁股后屁颠屁颠的狗汉奸似的，顿时，一种厌恶感油然而生。父亲一个人站在台桌的下方，脖子上悬挂着一块用旧纸箱板做的黑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的字样。

　　父亲虽然被挨斗，但会场还是允许他抽上两口水烟的。只见父亲左手端着水烟袋，右手握着熄了火的纸捻子，靠近嘴边，“噗”地吹了一下，纸捻子就燃了起来，明火贴近了烟锅，点着的烟丝在烟锅里就冒出了丝丝的火星，任凭台桌上方两头咆哮的狮子不停地张牙舞爪信口雌黄，父亲只顾低头“吧嗒吧嗒”抽着他的水烟袋，缄口不言声。

　　在一阵沉默对峙之后，我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时钟都下午1点了。这时，坐着的人开始躁动起来：“都晌午了，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什么时候才有饭吃啊？”有个毛头小伙子干脆起身叫道：“老张头，开饭去！”临走还丢下一句：“别冤枉了一个好人！”坐在站长左侧下方的张老头嘟哝着：“饭都没煮，开什么饭？”见有人起身走了，几个不怕事的公家人也囔囔着离开了会场。

　　几天后，郑伯伯违反党的粮食政策、以权谋私、贪污挪用公款的系列经济问题因为文革前父亲的举报，上级查实后他受到了党内警告、以观后效的处分，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也得以昭雪了。

　　到了七十年代初，县里将我的父亲从粮食系统调到了县财政部门继续从事会计工作，当时分派他的职位是财政预算会计。这之后，父亲多次上过“五?七”干校，边劳动边学习，接受思想改造。正因为父亲业务娴熟、作风正派，县委党校把我父亲调了去做会计，再后来又调回财政部门，依然干着财会工作，直到1985年退休。

　　父亲退休后没多久就中了风，生活不能自理，两年后因患脑溢血、脑梗塞不治而亡，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屈指算来，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我也携家带眷远离故土三十载。物是人非恍如梦，不闻堂前笑语声。老屋依旧还在，摆设依旧是父亲在世时的模样，只是可惜水烟袋不知了去向。父亲，对不起！儿没能把陪伴您一生的宝物保存好……

　　父亲，儿子虽然没有接上您的会计班，但接上了您的秘书班，接上了您的管粮班，您的孙儿也接上了秘书班，您应该感到欣慰了吧。

　　安息吧，父亲！您的音容笑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正直善良、乐善好施的优良作风我们将一代一代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