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

　　春上就把退休手续办好了，要见真金白银，还需等到秋天。工资与腾飞的物价竟跑，总要输个一时半拍。多等一个夏天没什么了不起，为办这个手续，不是从上世纪等到本世纪吗？世纪之交的国企倒闭大潮，把千千万万个彷徨无助的“我”抛到云层里，多少年踏不上坚实的泥土。想来可悲，一个个生命还在中途的人，该是人生最得意，却等着暮年，盼着退休，更确切地说是在孤苦中向往死亡。毕竟老与死是近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二岁，用二三十年的光阴熬到六十岁，就为了最后的十二年活得像点模样？

　　好多人没有熬到这一天，把社会主义的优越让给了他人。和我同龄的樊有江、陈义明，荆州丝绸厂倒闭没多久，就倒在三四十岁的人生逆旅中。极小就好强的樊有江，到外地打工依然当厂长，责任心使然，轮他休息时仍去厂区巡查，被一块脱落的吊件砸扁了脑袋。文气十足的陈义明不知怎么挤进一家搬家公司，一次搬一件笨重家具时，让家具生生挤下三楼的栏杆。很多熟悉的面孔，比我年轻的，比我年老的，都消失了，留下的回响比雨巷足音还轻。

　　幸而大多数人熬过来了。是熬日子，而不是度日如年。度有低质量的保障，熬是没质量的活着。没有任何退路，什么苦脏累的活儿都干，无论再远的打工路都去。失去了工作，但没有失去责任。家里的老人要养，读书的孩子更要钱捧。而且不仅要养家，还要养国家。企业倒闭，应当由单位缴纳的社保部分，也转嫁到个人头上。更何况，找工作实在太难了，一个小小的门卫岗位招聘，就有几十个人排队，那些人的眼睛里充满了焦灼和渴望。传统工人在智能时代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就成了无用阶层，被安排在《北京折叠》最下面，过着难见天地的长夜日子。

　　在这次有限的超期等待中，心却安宁了。一旦卸下生活的重负，就像离开了车床夹具的钢件，连声音也变得亮澈起来。广州的一个朋友和我语聊感到诧异，忙问我有什么喜事。我在《欢喜冤家》一文里写过他，一个小气精明的岭南人，他是我在鹤南的房东邻居。我哈哈笑着告诉他，你不知道我退休了，再不用去仓库扛包。

　　他沉默一下说，这大的年纪，是扛不动了，歇下来也好。你一辈子算是荒废了，我们若早二十年相交，你的命就可能不是这样。无论怎么说，我也是广州的老门老户。

　　他话带优越感，我不喜，故意刺激他说，你拿四千多了吧？不知你老婆超出一万没有？

　　果然，我最后一句话摸到他的倒毛。如果我看得见他的脸相，会发现他脖子又粗了几分。他声音也粗了，说，钱多有个屁用？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解开了心结，和她一道去看看天安门？

　　这话我在《欢喜冤家》里写全了，但出书时却被编辑删掉，可能觉得这句话太重了，落下来会砸碎自己的饭碗。有这本书的朋友可以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加上这句：明天我到宿舍楼去找她，约她一道看看天安门，究竟还是不是几十年前的那个圣地？

　　我说，是呀，你们怎么还没有去？一生没出岭南，不觉得窝囊吗？

　　怎么去？她一年两次出院，让人不得安逸。

　　嫂子病了？我深表同情。

　　病个鬼！如果一年不能住两次院，就拿不到她们这个级别的一万元干部慰问金。每年非要到医院熬几个月，好人也要得病。

　　我默然了，半天没有答言，心里潮水翻涌。在我带孙子看病的时候，我隔壁一对打工夫妇的孩子同样得了病，两口子泪眼婆娑对医生求情，他们没钱住院，请医生开几颗药带孩子回家。而在收款处，一个年轻的妈妈脸色苍白，好像比身边的小女孩病得还重。她正在打电话，老公，没有一千元门槛费，医院不收，你快找老乡借点钱过来。

　　人呀，眼睛往上看，见到比自己强的，心理就不平衡。对不如自己的，则直接忽视。我回荆州，相识一个公务员，比我岁数小，一身细皮白肉，却满口沧桑。他说，我怎么能跟工人比？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只拿四千块钱，太不划算了。我真不明白，与月薪只有一千多元的工人相比，他为国家做的贡献又大多少？每天看看报纸，就比挥汗如雨地操作机器更有价值吗？

　　说起工人，不由想起近来网上各地工农兵的座谈会，全在气势汹汹的批评《软埋》。这些是工人吗？至多是没落的工人贵族。即使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工人领袖，也不过是钦点的政治贵族，代表不了真正的工人。工人只是建设者，不是灾难制造者。灾难的制造者是政治家和见风使舵的知识分子，别无其他。

　　不过，如果要选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我不会选文革，而是选三年自然灾害。人道灾难大于人性灾难，毕竟文革死人不如那三年多。文革是人性迷失，迷失了还有回归的一天，而人祸之下的三年自然灾害，却是人性的缺失，人不能称之为人，沦入吃人肉才能苟活的地狱。中国文化的弊病，本来就缺乏对普通生命的尊重。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只把对上层社会冲击得最厉害的文革拿来说事，而把对普通人伤害最深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直接忽略了。我的看法和社会公认有差异，却并不是死硬地为底层人说话，而是基于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一样贵重这一立场。

　　想远了，耳边传来邻居焦灼的声音，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苦笑着回答。你知足吧，好多人不如你。你的工资比我高一倍有余。

　　那是地差，荆州怎么可以跟广州相提并论？

　　你是工人，为什么要和公务员老婆比？

　　轮到他苦笑了。你这个问题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谁侮辱你，我吗？

　　没有回答，语聊断了。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会看见他端着茶杯，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无语。

　　我感到很庆幸。我一辈子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灵魂深处有平等的诉求，但我绝不囿于自己的目光，而对天地万物抱着达观的态度。我不抱怨，也不发泄，只是冷静地观察，揭露弊端，解决问题不是我的责任。至于我个人，从不跟人比。比我强的我不求，比我弱的我不欺。我不会巴结谁，如果不能平等相交我会拍屁股走人；我也不会怜悯谁，有的只是尊重。巴结上司是最无耻的行为，出卖尊严和人格，我瞧不起；怜悯穷人是最虚伪的表情，有种高高在上的神味，我讨厌。

　　莫言说，再发生灾难，富人也难逃脱。我不做这种天算，天道难测，我只看现实。它不能做到损有余补不足，也不应该相反，干些损不足补有余之事。我有一个同学叫罗青山，弥市蔬菜队人，农业户口，初中毕业就当兵了，差点去打越南。部队上了火车撤回来了，转为预备队。转业时又遇到从哪里来回那里去的政策，浪费了一张得之不易的党票。几十年后老朋友重聚，他的精神最为萎靡。半生走南闯北打工做生意，几个钱都为儿子用了。问他有退休金吗？他摇头，谁给我买？看到儿时一道半夜去园艺场偷桃子的伙伴，我的心揪痛了。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养儿防老的体现者，他儿子认可这个传统美德吗？哪怕在儿女面前，做父母的自己没有生活费，也很难保持尊严。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的文友身上。她叫张平阳，很男性化的名字，诗却写得多愁善感。那时我刚上东湖网，看到一首诗，那种斧头砍出的痛感深深打动我。那首诗题目叫《凉月》

　　那是一曲洞箫到天亮的日子

　　我如花的忧伤

　　总是在午夜

　　开在你铁骨铮铮的枝头

　　你许给我流星

　　许给我波涛

　　许给我一块三生不变的石头

　　后来月亮一天天生病

　　瘦到今夜冰凉如钩

　　往事的鱼儿

　　游来游去

　　为什么我钓不到

　　一个绝望的理由

　　这里不评诗，只想以此诗说明她是一个才女。当我结识了她，总觉得她的痛苦来源不是那么简单，四十多岁的女人，哪能像怀春少女一天到晚只靠爱情活着？我这里不提她的凄惨身世，只谈她的生活态度。她笑容很少，沉默寡言。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悲情气质，让她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她用如梦似幻的文字圆满自己。这些让人心痛的情诗，实际上是一个边缘人，在倾诉自己的孤独无依。我问她买社保没有？她说哪来的钱买，吃饭都有问题。况且武汉不要，她是农业粮。年轻时她在南方打工，独自抚养大两个儿子，如今找不到工作了，回武汉借居了一间小房，照顾打工的孩子。

　　我问她老了这么办？

　　还能怎么办？熬呗。

　　病了怎么办？

　　小病熬，大病就喝药！

　　我感到深深的悲哀，诗人都是疯子，她没疯，这份冷静让人更加害怕。同样是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有的人没病要去医院静养，国家还给补助？有的人却怕住医院，有病了就想快死快脱身？脱身，这个词没有用错，脱离苦海。我又一次感到庆幸，我能拿到退休费，尽管它只能保证我不至于饿死，而且还有余钱买一包廉价香烟。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闲来无事，上网查了一下资料。我想，这个社会既然生不能平等，在死面前应该没有区别吧？2017年最新的丧葬补助和救济标准，又给了我当头一棒。民政部门的公告清清楚楚地写着：

　　职工按本市上一年度13个月的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公务员则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计算。

　　我默默扳起指头，得出二者的差别。同为中国人，工人可以带两三万走上黄泉路托生，途中可以买点矿泉水、快餐面，不至于囊中羞涩；公务员可以带三四十多万去找马克思继续革命，他老人家为这些公仆考虑得非常周到，哪怕死去的蒋介石再去围剿，也有财力开着奥迪轻松地跑过二万五千里，一路冲进共产主义天堂。还有农民呢？天堂地狱都不要，拖着一个装行李的大塑料包，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正在为身份纠结。

　　在死神面前都没有平等的社会，叫我如何来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