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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06 05:00阅读数() 加入收藏

  春上就把退休手续办好了,要见真金白银,还需等到秋天。工资与腾飞的物价竟跑,总要输个一时半拍。多等一个夏天没什么了不起,为办这个手续,不是从上世纪等到本世纪吗?世纪之交的国企倒闭大潮,把千千万万个彷徨无助的“我”抛到云层里,多少年踏不上坚实的泥土。想来可悲,一个个生命还在中途的人,该是人生最得意,却等着暮年,盼着退休,更确切地说是在孤苦中向往死亡。毕竟老与死是近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二岁,用二三十年的光阴熬到六十岁,就为了最后的十二年活得像点模样?

  好多人没有熬到这一天,把社会主义的优越让给了他人。和我同龄的樊有江、陈义明,荆州丝绸厂倒闭没多久,就倒在三四十岁的人生逆旅中。极小就好强的樊有江,到外地打工依然当厂长,责任心使然,轮他休息时仍去厂区巡查,被一块脱落的吊件砸扁了脑袋。文气十足的陈义明不知怎么挤进一家搬家公司,一次搬一件笨重家具时,让家具生生挤下三楼的栏杆。很多熟悉的面孔,比我年轻的,比我年老的,都消失了,留下的回响比雨巷足音还轻。

  幸而大多数人熬过来了。是熬日子,而不是度日如年。度有低质量的保障,熬是没质量的活着。没有任何退路,什么苦脏累的活儿都干,无论再远的打工路都去。失去了工作,但没有失去责任。家里的老人要养,读书的孩子更要钱捧。而且不仅要养家,还要养国家。企业倒闭,应当由单位缴纳的社保部分,也转嫁到个人头上。更何况,找工作实在太难了,一个小小的门卫岗位招聘,就有几十个人排队,那些人的眼睛里充满了焦灼和渴望。传统工人在智能时代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就成了无用阶层,被安排在《北京折叠》最下面,过着难见天地的长夜日子。

  在这次有限的超期等待中,心却安宁了。一旦卸下生活的重负,就像离开了车床夹具的钢件,连声音也变得亮澈起来。广州的一个朋友和我语聊感到诧异,忙问我有什么喜事。我在《欢喜冤家》一文里写过他,一个小气精明的岭南人,他是我在鹤南的房东邻居。我哈哈笑着告诉他,你不知道我退休了,再不用去仓库扛包。

  他沉默一下说,这大的年纪,是扛不动了,歇下来也好。你一辈子算是荒废了,我们若早二十年相交,你的命就可能不是这样。无论怎么说,我也是广州的老门老户。

  他话带优越感,我不喜,故意刺激他说,你拿四千多了吧?不知你老婆超出一万没有?

  果然,我最后一句话摸到他的倒毛。如果我看得见他的脸相,会发现他脖子又粗了几分。他声音也粗了,说,钱多有个屁用?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解开了心结,和她一道去看看天安门?

  这话我在《欢喜冤家》里写全了,但出书时却被编辑删掉,可能觉得这句话太重了,落下来会砸碎自己的饭碗。有这本书的朋友可以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加上这句:明天我到宿舍楼去找她,约她一道看看天安门,究竟还是不是几十年前的那个圣地?

  我说,是呀,你们怎么还没有去?一生没出岭南,不觉得窝囊吗?

  怎么去?她一年两次出院,让人不得安逸。

  嫂子病了?我深表同情。

  病个鬼!如果一年不能住两次院,就拿不到她们这个级别的一万元干部慰问金。每年非要到医院熬几个月,好人也要得病。

  我默然了,半天没有答言,心里潮水翻涌。在我带孙子看病的时候,我隔壁一对打工夫妇的孩子同样得了病,两口子泪眼婆娑对医生求情,他们没钱住院,请医生开几颗药带孩子回家。而在收款处,一个年轻的妈妈脸色苍白,好像比身边的小女孩病得还重。她正在打电话,老公,没有一千元门槛费,医院不收,你快找老乡借点钱过来。

  人呀,眼睛往上看,见到比自己强的,心理就不平衡。对不如自己的,则直接忽视。我回荆州,相识一个公务员,比我岁数小,一身细皮白肉,却满口沧桑。他说,我怎么能跟工人比?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只拿四千块钱,太不划算了。我真不明白,与月薪只有一千多元的工人相比,他为国家做的贡献又大多少?每天看看报纸,就比挥汗如雨地操作机器更有价值吗?

  说起工人,不由想起近来网上各地工农兵的座谈会,全在气势汹汹的批评《软埋》。这些是工人吗?至多是没落的工人贵族。即使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工人领袖,也不过是钦点的政治贵族,代表不了真正的工人。工人只是建设者,不是灾难制造者。灾难的制造者是政治家和见风使舵的知识分子,别无其他。

  不过,如果要选二十世纪最大的灾难,我不会选文革,而是选三年自然灾害。人道灾难大于人性灾难,毕竟文革死人不如那三年多。文革是人性迷失,迷失了还有回归的一天,而人祸之下的三年自然灾害,却是人性的缺失,人不能称之为人,沦入吃人肉才能苟活的地狱。中国文化的弊病,本来就缺乏对普通生命的尊重。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只把对上层社会冲击得最厉害的文革拿来说事,而把对普通人伤害最深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直接忽略了。我的看法和社会公认有差异,却并不是死硬地为底层人说话,而是基于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一样贵重这一立场。

  想远了,耳边传来邻居焦灼的声音,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没事,我苦笑着回答。你知足吧,好多人不如你。你的工资比我高一倍有余。

  那是地差,荆州怎么可以跟广州相提并论?

  你是工人,为什么要和公务员老婆比?

  轮到他苦笑了。你这个问题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谁侮辱你,我吗?

  没有回答,语聊断了。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会看见他端着茶杯,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无语。

  我感到很庆幸。我一辈子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灵魂深处有平等的诉求,但我绝不囿于自己的目光,而对天地万物抱着达观的态度。我不抱怨,也不发泄,只是冷静地观察,揭露弊端,解决问题不是我的责任。至于我个人,从不跟人比。比我强的我不求,比我弱的我不欺。我不会巴结谁,如果不能平等相交我会拍屁股走人;我也不会怜悯谁,有的只是尊重。巴结上司是最无耻的行为,出卖尊严和人格,我瞧不起;怜悯穷人是最虚伪的表情,有种高高在上的神味,我讨厌。

  莫言说,再发生灾难,富人也难逃脱。我不做这种天算,天道难测,我只看现实。它不能做到损有余补不足,也不应该相反,干些损不足补有余之事。我有一个同学叫罗青山,弥市蔬菜队人,农业户口,初中毕业就当兵了,差点去打越南。部队上了火车撤回来了,转为预备队。转业时又遇到从哪里来回那里去的政策,浪费了一张得之不易的党票。几十年后老朋友重聚,他的精神最为萎靡。半生走南闯北打工做生意,几个钱都为儿子用了。问他有退休金吗?他摇头,谁给我买?看到儿时一道半夜去园艺场偷桃子的伙伴,我的心揪痛了。他可能是最后一个养儿防老的体现者,他儿子认可这个传统美德吗?哪怕在儿女面前,做父母的自己没有生活费,也很难保持尊严。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我的文友身上。她叫张平阳,很男性化的名字,诗却写得多愁善感。那时我刚上东湖网,看到一首诗,那种斧头砍出的痛感深深打动我。那首诗题目叫《凉月》

  那是一曲洞箫到天亮的日子

  我如花的忧伤

  总是在午夜

  开在你铁骨铮铮的枝头

  你许给我流星

  许给我波涛

  许给我一块三生不变的石头

  后来月亮一天天生病

  瘦到今夜冰凉如钩

  往事的鱼儿

  游来游去

  为什么我钓不到

  一个绝望的理由

  这里不评诗,只想以此诗说明她是一个才女。当我结识了她,总觉得她的痛苦来源不是那么简单,四十多岁的女人,哪能像怀春少女一天到晚只靠爱情活着?我这里不提她的凄惨身世,只谈她的生活态度。她笑容很少,沉默寡言。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悲情气质,让她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她用如梦似幻的文字圆满自己。这些让人心痛的情诗,实际上是一个边缘人,在倾诉自己的孤独无依。我问她买社保没有?她说哪来的钱买,吃饭都有问题。况且武汉不要,她是农业粮。年轻时她在南方打工,独自抚养大两个儿子,如今找不到工作了,回武汉借居了一间小房,照顾打工的孩子。

  我问她老了这么办?

  还能怎么办?熬呗。

  病了怎么办?

  小病熬,大病就喝药!

  我感到深深的悲哀,诗人都是疯子,她没疯,这份冷静让人更加害怕。同样是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有的人没病要去医院静养,国家还给补助?有的人却怕住医院,有病了就想快死快脱身?脱身,这个词没有用错,脱离苦海。我又一次感到庆幸,我能拿到退休费,尽管它只能保证我不至于饿死,而且还有余钱买一包廉价香烟。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闲来无事,上网查了一下资料。我想,这个社会既然生不能平等,在死面前应该没有区别吧?2017年最新的丧葬补助和救济标准,又给了我当头一棒。民政部门的公告清清楚楚地写着:

  职工按本市上一年度13个月的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公务员则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倍加本人生前40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计算。

  我默默扳起指头,得出二者的差别。同为中国人,工人可以带两三万走上黄泉路托生,途中可以买点矿泉水、快餐面,不至于囊中羞涩;公务员可以带三四十多万去找马克思继续革命,他老人家为这些公仆考虑得非常周到,哪怕死去的蒋介石再去围剿,也有财力开着奥迪轻松地跑过二万五千里,一路冲进共产主义天堂。还有农民呢?天堂地狱都不要,拖着一个装行李的大塑料包,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正在为身份纠结。

  在死神面前都没有平等的社会,叫我如何来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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