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据守者的土地歌吟

　　结识周镇明已近十年，或许是在凤岗这块巴掌大的地方，遇上一个同道之人，我们一见如故，他骨子里那种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常常溢于言表，某些“惊世之语”更是成为文友们茶余饭后的开心笑料。所谓“历久弥新”，接触时间越长，越发觉他的可爱。我们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但他那种率真的性情，赤子般的心态，让我更加理解率性对于小说家的重要。当我读完他的长篇小说《土地》(花城出版社，2015年3月)后，这种感受就愈加深切。于周镇明而言，率性不仅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更是一种文学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他对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是笔尖下滴出来的赤诚之爱。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农民出生的周镇明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介村夫(他有一个网名便叫“湖北农民”)，要说的、要写的都是农民大哥。因此，他的笔下都是农村的社会万象，农民的酸甜苦辣，社会小人物的爱恨情仇。比如《土地》中的主人翁邓汉风因为深爱着这片土地，所以他的愤怒、呐喊、痛心和所展现的复杂现实，是那样地令人震惊。看到自己家乡的那片土地在一天天恶化、田园在荒芜、道德在沦丧，人性在泯灭……他眼里饱含的不仅仅是泪水，更是一个楚荆男儿报效家园的满腔热血。他更是一个率真的人，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疾恶如仇，遇到不公平的事点火就放炮。”作家在文中巧妙地运用几个人物的对话，将邓汉风的人物形象跃然而来。小说试图庖丁解牛，用文学这种形式来表述当前农村、农民的道德完善、人性解放和社会伦理现象，对家乡土地的人文关怀。作家这种独具个性的精神体验，撩拨心弦的欢乐与痛苦，寻求土地坚守者的“灵魂的归宿”。

　　《土地》是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撞的重构。小说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汉江平原中一个小村庄为背景，通过乡村平凡人物与平常事件的描绘，表现农民质朴的自然崇尚。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先进的城市文明，也曾创造了世界顶级(四大发明)的技术，但中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基层依然是乡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土地搬不动，农民依赖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乡土中国，形成了农业文明。9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风起去涌之时，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城市农民工的兴起，对于土地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已成为坚守土地者的瓶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纯朴的农民意识、美好的人际关系，也逐渐变异，尔虞我诈、为富不仁这些过去只是在城市里才出现的词语，已在农村这块土地上“全覆盖”。邓汉风以及他的朋友们力图挽救这种颓势，故理所当然地冲在最前面。他们在社会底层中挣扎，在艰难痛苦中生存，周镇明便试图将这些小人物的生存际遇、精神状态进行真实地反映和描摹。主人翁邓汉风在十磨九难之后仍旧坚守家乡这块土地，并非他不会像曾经的女朋友、同学那样远走他乡，还是留在这块土地上，用自己的心播种家乡的希望，直逼历史，考量历史。“若梅冲动地抓住汉风的双肩，激烈地大声说：‘你怎么还这样天真幼稚？你的苦还没受够吗？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关在这里？知道吗？家乡的人恨不得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受她？为什么……’她这时恨不得钻进汉风的肚子里把他胀死了。

　　‘不为什么，只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汉风眼含莹然泪光，低沉地说，‘我活着是为了农民，死了也是为了农民。’”(P157)。  

　　这就是一个真情汉子的真实写照，有情有义，有埋怨更有不屈，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与关系，表现作家的人生态度和感情，更体现他那种不为命运所屈服的精神。

　　曹魏的开国皇帝、文学家曹丕曾在《典论·论文》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种论断；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也曾尝试“惟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的努力。可以说，小说都是为政治生态高呼，为真、善、美高歌。正如《土地》一书，关注的是“三农”问题，但作家并没有过多的笔墨阐述这个概念，或者着意铺设笔墨，而是将笔端转向现代商业氛围与农业文明本质差异，以及走出乡村又留念乡村的心境、生存的境况一并融入到小说里，使小说流露的不仅是对土地的真实理解，更是一个坚守者的一份强烈的情感，并以此来阐述“三农”问题的主要根源，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作家给我们构建一种文化洞察力和批判的时间记忆，带给读者的更深的思考。在写作上，作家冲破了固有的思维，打破小说写作惯用的规矩，写人物个性时着意将局部放大，甚至变形，使主人翁的个性有棱有角。比如，在写兴修水利这一段，既有当年红旗招展、山欢水笑的大兴水利的一幕，又有改革开放后，人们为了发家致富，争取早日走向小康之路的心态，两者相互冲击，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对汉风主动请缨，带头劳动进行了描摹，又为他因镇里克扣以资代劳款而不平进行心理阐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呼唤人性的价值和价值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