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发布以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简称“社教”。“四清”的说法，只指“社教”的一个内容，缘于中共河北保定地委根据农民群众迫切要求，领导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解决社队普遍存在的“四不清”的矛盾，也是干群之间的主要矛盾。把“四清”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新阶段，1965年1月，中央下发了“二十三条”。根据“二十三条”第3条统一提法，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洗澡下楼”和“顺水洗手”是运动进入检举揭发阶段，对犯有缺点错误者自我检查交代的一个形象比喻，一种通俗叫法。当时，无论是领导讲话还是群众发言，对这类事情都是这样讲。1965年8月27日，西安铁路局宝鸡地区“四清”工作团进点，“四清”运动在宝鸡铁路地区全面展开。以局工务处长谈毅为队长，基建处副处长陈昭宗为副队长的工作队进入我所在的单位宝鸡工务段。工作队又向各车间、领工区派出了工作组。工作队和工作组的负责同志分别向自己所在片上的干部职工宣读上级党委指示，说明来意，做报告和组织学习文件，进行宣传动员，讲明党的方针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同阶级敌人做斗争，同自然界做斗争。对于犯有一般缺点和错误的同志，要好好帮助他们洗手洗澡，下楼过关，努力工作。所谓“过关”，就是过社会主义大关。工作队队长谈毅在组织机关干部动员讲话时，读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段话：“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这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启示人们在座谈讨论中，不少同志反复引用，并联系自我做自我批评。
“洗澡下楼，顺水洗手”是在运动中把接受教育者分成的两个层面。“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内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当权派是必须洗澡下楼，经过群众认可，过社会主义大关的。工作队一进点，就把着眼点放在党委领导班子上。当时工务段够上当权派的有5个人，党委正、副书记，行政正、副段长，还有1名工会主席。除1名副段长外，其他都是党委成员。党委还有1名委员，系团委书记，没有多大权力，够不上当权派的级别，只是以党委委员的身份参加相关活动，不需要下楼。副段长虽不是党委委员，党委会以扩大会议形式召开，吸收他参加，他也必须得参加，他是要经过“下楼”这道关的。“洗澡下楼”的形式是召开党委生活会，学习上级党委指示，学习“前十条”和“二十三条”等中央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的则检查交待问题。问题较大、群众意见多的，开机关支部大会、机关干部大会，本人检查交代，其他人可以提意见揭发。当时，经过机关支部大会和机关干部大会的，只有党委书记一人。副段长和工会主席，在群众性揭发和检举以及工作队一道开展工作（经过党委生活会学习认识提高，工作队征求群众意见）。党委副书记因有点属于政治范围的事情一时说不清楚，自动要求到现场劳动，接受组织审查。段长没有贪污等大问题，主要是生活和工作作风上不拘小节，到现场去，有时要买烟，有时要吃饭，谁在他身边就向谁借钱，三毛五毛的数目不大，借后既不记借多少又不记向谁借，根本就无法偿还。当时有个统计，累计在500元以上（500元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但摊到几百人上千次上，人们也就不把它当回事情。在工作上，他自己决策的事情了，特别是牵扯到职工利益，如扣发生产奖金等，当人们提出质问时，他不正面回答和做解释，而是把责任推给下级。如一次扣发一个工区的生产奖金，工区问他，他回头问跟随他检查工作的劳资主任。事后他给劳资主任做解释说：这些事情职工问我，我只能问你，不能说是我。对于这些问题较普遍地认为，他就是那样的作风那样的人，做个检查也就了结，劝他好好工作，借谁的钱尽量给人还上。书记的问题较多，人们知道的主要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下边领工区有给他送粮食之类东西的（沿线工区职工在业余时间和家属一道在路边开些小片地种有粮食作物）；有的人为了向他讨好，对市场买不来的东西如酒等，假称自己能买来，实以高价买，谎以平价向他收钱；在职工食堂有多吃和白吃现象；再是和一女工接触较多，人们怀疑其关系不正常。这些问题，现在看起来简单，但那个时候就看得特别严重，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蜕化变质。对于这些问题，他本人一直讲不清楚，“楼”没有下的来，被停职反省。“四清”运动中，针对干部“洗澡下楼”，上级要求很严，绝大多数干部的态度也都极其严肃认真，凡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有损公共利益的，有损群众利益的，都要认真梳理，划清界限。1983年，我在原宝鸡铁路分局做一段审查干部工作，曾调阅几位基层领导干部的档案，有一位基层党委书记在“四清下楼”检查材料中写道：1960年冬生活困难时期，一次党委开会研究职工生活问题，会开到深夜，管食堂的同志看到大家又冻又饿，就做了一盆萝卜菜汤。虽然钱都照付，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也算是与群众争食，是不应该的。
“顺水洗手”是够不上当权派的人在运动中接受教育的叫法。当时，工务段的实际情况也有两个层次：一是领工区（相当于车间）一段的负责人。他们从级别上够不上当权派，但处在生产第一线，直接和职工群众打交道，分布在沿线各个地区，不光是领导生产，职工的方方面面都要管。职工和家属搞些副业，无论是经营还是分配，他们说话都举足轻重，出问题的机会也多。他们和职工群众也容易发生矛盾，有的还很突出，虽不须经过“下楼”的程序，但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要在适当的范围表明态度并说清楚，如开支部会和工区生活会等。12位领工区一级的负责人有8人须这样做。另一个层次就是不在上述两个层面的其他人。只要不是和“四不清”有牵连的，有点小拿小摸，通过公物还家的形式，不登记，不报名，更不必在会上去讲，把东西送回来就算完事。
“四清”运动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主导下进行的。人们在学习讨论发言中都会联系到阶级斗争以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自身的表现。特别是犯有一些缺点错误或者是自己认为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的同志，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是自愿还是不自愿，都会自动地把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资本主义倾向、思想没有改造好、忘本、蜕化变质等此类帽子往自己头上扣。沿线工区有位工友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路边挖了一小片地，种上粮食。平时工地干活，不管多远，解手时都要跑到自己种的地里去解。在学习时，他也联系上说“自己私心太重，不符合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要求。”
通过群众性的检举揭发，当权派的“洗澡下楼”，非当权派的“顺水洗手”，都要在运动的下一步调查核实，甄别定案。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作队领导搞了一段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造反派冲击批判。后根据上级党委批示，工作队撤离。段党委也被“炮打”、“火烧”，已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四清”运动就此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