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举办读书征文奖，不才获了几百元的购书券，可到指定的外文书店购书。周日闲遐，我便进城逛书店，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何况还不用自己掏钱就能买书呢？
在省城外文书店的密密札札的书架前，我细心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因为只有区区几百元，不得不精挑细选。有时一本书从书架里拿出来又放下，放下又拿出来，反反复复几个来回，仍然下不了决心。突然，在书架上发现了戴厚英的一本书《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那是真的眼睛一亮，想都没想，连塑封都没拆，就把这本书从书架上抽了出来，放进了购物车。后来结账时，因为大大超出了购书券，又忍痛割爱了几本书，但我从没想过要将戴厚英的这本割舍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正在小城读书，正值“文革”结束，各种思潮涌来，风云激荡，天天都会被新的观点、新的信息所裹夹。当然，乍暖还寒，一时还艳阳高照，一时又阴云密布，尤其是在文学和意识形态方面。其时，家乡诗人叶文福先生因一首《将军，你不能这么做》而名播天下，但也因这首诗丢掉了军籍，被最高领导人点名批评，而身陷囹圄。在我们像做地下工作者那般传抄这首诗时，一本当时引起巨大争论近似乎禁书的《人啊，人！》从小城的另一所学校传到了我的手上。我是捂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完的，看得我热血沸腾又心惊肉跳。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叫何荆夫的右派知识分子二十多年的流亡史，其间所受的困苦，非人的待遇难以想象，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悲怆感随之袭上心头。我想起了父亲，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文革”期间因莫须有的罪名“双开”回原籍劳动改造所经过的磨难，不禁泪眼婆娑。看了一遍，就有同学在催着，下一个同学还眼巴巴地在等着呢！我舍不得给他，央求同学让我再看一天。于是，课也不上了，抱着小说看，恨不得每个字都读进去，还能记得下来。而且，看还不过瘾，索兴边看边抄。那是个冬夜，又没有取暖设备，一夜到天光，硬是没合眼。那夜，连看带抄，一本笔记写完了，手也抄肿了，眼也熬红了。第二天一早，书就被其他同学传走了，最后传到何处，就不得而知，但戴厚英的名字从此却被我牢牢记在心底。
后来，不久，又从同学哪里得到了一本戴厚英的小说《诗人之死》，惊喜不已，一本禁书的作者居然还能出书，这在“文革”期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坚冰终于打破了，中国的春天真的来了。其实，是我弄错了，《诗人之死》才是戴厚英的第一部小说，但出版时命途多舛，压在出版社长达两年之久，而《人啊，人！》则是她的第二部小说，竟先于《诗人之死》一年出版。我仿佛记得，戴厚英在后记中这样说，《诗人之死》是她的小说处女作，定稿于《人啊，人！》之前整整一年，而出版却比《人啊，人！》整整晚了一年，而且她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说哥哥竟然比弟弟晚出生，她无法说明原因，可见拨乱反正后，彼时意识形态方面的拉锯战还是触目惊心的。这本书是以她与大诗人闻捷的恋爱为蓝本创作的，一开始并不是作为一篇小说来写的，而是应好友之约，写她与闻捷交往的一份材料。她从文具店里买来4本小学生用的抄写本，回忆起与闻捷的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害自杀的全过程。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就像潮水涌来。很快，戴厚英就写满了整整4个抄写本，有情节，有感情，可谓字字血、声声泪。她把写好的材料寄给好友后，仍欲罢不能，又接着写，没有想到竟写了二十余万字。她与大诗人闻捷的那段缠绵的爱情，受到当时极左领导人的扼杀，最终以闻捷自杀而戛然而止。那种血泪，那种伤痛，只有经过“文革”家破人亡的人才能读懂。她写完后，如释重负，只是一种宣泄，并没有想到要发表，而是束之阁楼上。后来，她在上海文研所的领导王道乾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便把材料要来一看，慧眼识珠，王先生从凌乱的手稿中看到了“红色恐怖”下的真挚情感，看到了美好爱情所经历的种种遭遇和花儿的凋零。手稿很有小说基础，如加以修改，定会成为传世之作。在王先生的鼓励下，她很快就修改好了小说，因为这部小说凝聚了她的血泪和热情，寄托了她的怀念和希望。修改好后，被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名叫左泥的编辑要了去，一、二、三审非常顺利，已经到印刷厂准备开印了，却出了岔子，因为左的势力还很有市场，《诗人之死》被叫停了。一直延宕到1981年，刚好在《人啊，人！》出版后一年，多舛的长子终于出生了。一时洛阳纸贵，一版再版，发行量很快就突破了一百万册。
自此之后，我喜欢上了戴厚英的文字，只要见到她的作品，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就会立马展读。大概是1986年的一个深秋，我在成都培训，与晓钟兄在春熙路的新华书店闲逛，突然，茫茫书海中，一眼就扫到了戴厚英的新书《空中的足音》，这应该是她的第三本小说。当见到戴厚英的名字时，我的眼睛又一亮，真是有点它乡遇故人的味道，又是想都没想地把《空中的足音》揽入囊中。回到相传是在当垆卖酒卓文君老家的旧址上建起的酒店，与晓钟兄酌上一壶老酒，边喝着酒，边翻着这本新书，不竟忘了酒店打烊的时间，似乎也忘记了晓钟兄就在身边，连手上的酒盅都在半空中举了半天，也没喝到嘴。晓钟兄笑我，戴厚英把魂儿给勾走了。
这之后，没再看到戴厚英的小说了，也许是我蜗居在鄂南小城的缘故，新书甚少，知之不多。然而，不久，我在自己订阅的《随笔》杂志上，隔不了几期就能见到戴厚英的文章。每见到她的文章，我都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因而，不管是排在第几页，我都是最先读她的文章。每读一次，都像是在与一位老朋友对话；每读一次，都是一种愉悦的旅行。那质朴的文字，那浓浓的情感，深深地感动着我。尤其是她对故乡始终抱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爱，1991年淮河水灾，她和一伙朋友在香港《文汇报》上发呼吁书，为家乡灾区捐款赈灾，深入灾区访贫问苦，拳拳之心，眷眷之意，溢于纸上。
突然有一天，应该是1996年8月30日的一个傍晚，我在翻《新民晚报》时，一个黑框内，戴厚英的名字突兀地闯入我的眼帘，我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次看到的不是她的文章，而是她不幸去世的一条简讯。简短的一条消息，没有交待任何的信息，但却像一颗炸弹重击在我的心上，我仿佛像失去了一位老友一样，久久地没有说一句话，那天的晚饭也没有吃。是夜，我从书架上抽出《人啊，人！》，又看了一遍，这位为人性呐喊的作家就这样殁了，让我深感悲痛！过了差不多两个月，各家报纸才披露戴厚英不幸罹难的经过，那经过说起来更是让人唏嘘不已。事情的大致经过是，戴厚英家乡一位老师的孙子到上海谋职，老师便把孙子托付给已成为名人的学生戴厚英，戴厚英本来就有浓重的家乡情结，何况还是老师所托，因而勉力给老师的孙子提供应有的帮助，但老师的孙子对戴厚英的帮助并不买账。一天，趁戴厚英出去买菜没回，他就破门而入想谋些钱财。在打晕戴厚英的侄女之后，在戴家翻箱倒柜，拿了少许财物。正准备出逃时，没想到，戴厚英买菜突然回来了，老师的孙子躲避不及，便对戴厚英痛下了杀手，戴厚英临死之前对老师的孙子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会为今天的行为后悔的！老师的孙子杀红了眼，见戴厚英的侄女醒了过来，连同她也杀害了。
一代才女作家戴厚英就这样红消玉殒，死于非命，时年仅58岁。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亲手书了一幅挽联为戴厚英的一生作了总结：辞乡四十年，几番风雨，几番恩怨，犹有文章愧须眉，江淮自古生人杰；断肠三千里，如此才华，如此柔情，竟无只手挡贼刃，南北至今诧噩音。
而今，我又在书架上看到了戴厚英的作品，像暌违已久的老友同逢，欣喜且慰藉。还知道她家乡的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八卷本文集，热爱她的乡亲们，在她的老家颖上县南照集塑了一座她的雕像，故乡人亲切地称这座雕像为“故乡的女儿”。这位淮河的女儿终于魂归故乡，这也许是对她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