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能在一片记忆里看到那些头巾。那是一片头巾的海洋——赤橙黄绿青蓝紫，深浅浓淡总相宜；如今仿佛多瑰丽，当年平常不稀奇。
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随做老师的母亲住校上学的某个学校，在那里我先后上了半个一年级和半个四年级。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运动波及了学校老师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在不同学校做老师的父母迫于参加运动引发的各种会议事务，不得不频繁地把我送到母亲这里，父亲那里，或者干脆姥姥家。有很长时间，我基本上是居无定所，根本不知道这个学期终了，下学期会到哪里去。我已经习惯了频频转学，频频接触新环境，结识新同学新老师，以及由此引起的功课脱节。这些对我来说好像已经麻木了。所有的学校都显得异常陌生，只有母亲在的那个学校，我始终感觉，那才是自己的母校。回到那里，就亲切，就安心。
同桌总是围一条草绿色的头巾，个头娇小的她喜欢用头巾把脸围得严严实实，一开始我不明白，为啥上课时候她也只是露着两只眼睛，后来才听说她是因为哮喘。这个病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真的不清楚这个病与整个人的脸用头巾包严实有什么关系。其实她有一双挺秀气的眼睛，就算是头巾遮严了脸，两只眼睛也还是挺好看。当她用她好看的眼睛看你的时候，你仿佛可以忽略那条平平常常的草绿色头巾。
班长总是围一条火红色的头巾。她跑起来像是一阵风。说起话来也是快刀斩乱麻，干巴利脆。这样的性格其实是更像我们男孩子。老师选她当班长，估计与此也有关系。
那个爱哭的女孩则总是围一条天蓝色的头巾……她的胆小是全班出了名的。有时候男生们故意在她跟前大喊一声，也能把她吓得面如土色，哆哆嗦嗦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委屈的泪水已经扑簌簌流了下来。
她们的头巾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她们自己，所以很多时候从背后就可以知道，这是谁，那是谁，前面那个，又是谁。
那些素朴的头巾，如今不多见了。四十多年过去，人们已经把它们放进了箱柜的底层，或者扔掉了也未可知。可是，当年它们的鲜艳亲切，还是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一群女娃子们，围着不同颜色的头巾，活跃在我们小子们的视野里。她们内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心里想些什么，她们也不知道。都是刚上一年级的娃娃们，彼此间的新鲜与亲切倒是肯定的。
就算是上课的时候，头巾也还是在她们脑袋上围着，顶多褪到脖颈间，不过你从后面看的话，正好可以看到头巾披落在后脑勺下边的那个三角。那个三角的面积还是挺大的，足够你野小子们的思想驰骋。
时隔四十多年，有很多时候，我十分感怀那1971年，以及1974年的冬天。当然实话实说，在其他的小学阶段在其他学校，也是见过类似情形的，天气冷起来后女孩子们脑袋上围着的头巾，总是十分招摇地眩亮了我的眼睛。但是说来奇怪，印象却比较模糊，普通，基本上是似是而非的极不连贯的一些片段了。而我在母亲所在的这个学校读书的前后两个阶段的那些日子，则已经成为一个个鲜明的影像，牢牢地在我心里扎根。或者说，人是会有意识地选择性记住某些东西，同时也会有意识地选择性忽略某些记忆的吧。
如果是恰好有一个围头巾的女孩坐在你前头，那么，每节课上，你都得先看到她后脑勺上那条头巾的三角，然后才能看到黑板。
如果是恰好有几个女孩围着头巾坐在你前面，那么，你就可以在一条线上先看到好多条不同颜色的头巾，越过重重阻力之后，才能看到黑板。
所以每节课上，如何彻底放弃对那些头巾的注视，心无旁鹜地盯视黑板，成为我一个不小的任务。
尤其是最离我近的，对我的诱惑和影响更大。
坐在我前面的，就是爱哭的那个女孩。她名字里有一个“虎”字，但是她却像一只小绵羊，动不动就哭鼻子。有一天晚自习停电了，一个淘气的男生不知从哪捉了一只小虫子，放在了她手上，她一下子惊叫出声，哇哇大哭，教室里乱成了一片。
很长时间她坐在我前面，所以我眼前总是飘荡着那天蓝色的靓影。那条天蓝色头巾的三角，甚至多次出现在我后来不同时期的梦境里。那头巾的质地，甚至纹路，甚至某个边缘的某个线头，都被我记得清清楚楚，十分分明。
围着火红头巾的女班长名字里没有“虎”，可是她的属相是虎，而且性格也像虎一样勇猛果敢，因此看到有小子们欺负女生，她就跟那条火红色的头巾一样，闪耀在教室里，大嗓门儿震得我们的耳朵嗡嗡作响。
下了课，教室外面的空场地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大家一个个龙腾虎跃，玩耍嬉闹，嘻嘻哈哈的童声不绝于耳。其中那些踢键子的、跳皮筋儿的女同学们，一个个脸蛋红彤彤的，她们各色的头巾也闪跃着，装扮了欢腾的校园。而我总是愿意从那些花色不同的头巾里，仔细辨认，哪个是谁，哪个又是谁。这样的花样我悄悄进行，谁也不曾告诉过。我独自玩着这个把戏，自得其乐。估计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基本上不参与到大家的游戏里的家伙，心里在想些什么，又在享受些什么。
那些年，岁月是多么贫瘠，又是多么丰盈。那些清亮亮的日子，伴随着一条条鲜艳的头巾，始终给我独特的感触，给我不绝如缕的暖意。我自私地独享其源源不绝的趣味，不知深浅地懵懵懂懂地长大了。长大了才意识到，那些日子里的金色意味。